妇女改嫁与贞节观概要.pptx

妇女改嫁与贞节观 （按历史朝代的时间顺序纵向比较） 妇女改嫁，涉及到一个再婚问题。 “再婚用语不限于配偶一方死亡，他方再行结婚之谓，即夫妇离婚而再娶再嫁者亦然。不过在中国婚姻之史的用语，似应偏于前端，盖再嫁再娶云云，多因配偶一方死亡而发生此问题也。”也就是说，古代妇女改嫁一般出现在丈夫死亡的情况下，而且因为“夫可以出妻，妻不得弃夫，”所以在夫之丧服已满后，妻有改嫁的自由，但是再嫁并不是绝对消灭了（前）婚姻之效力，还是和前任丈夫的家庭有着“义未绝”的关系。 影响中国历史上妇女再嫁的因素主要是贞节观对妇女改嫁的影响。 贞节观产生的原因：上古时代的两性关系相对宽松，还没有什么贞节观念，没有对女性强制的毁灭人性的贞的要求。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的婚姻形式开始向一夫一妻制转变。与女子主导社会地位的丧失相伴随，她们越来 越向屈从地位的“第二性”走去。贞节观念的产生，最终肇因于社会的经济条件，其发展也依托于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活动中主导地位的取得和丧失，必然导致多种社会关系尤其是两性关系的根本变动。与男子对财产的占有相伴 生的是女子社会地位的日渐衰落，最终演变为男子对女子的占有，这时，女子已不再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性别，而是始终处于屈从、被支配的地位，甚至作为私有财产的一 部分。从此以后，女性的社会处境就可想而知了。在女子遭遇世界性失败以后，贞节观念逐渐成为社会伦理教化的重要内容。 周朝时，再嫁非但不是后来封建卫道者们认为的如何可耻之事，而是作为先哲先王仁政的一个方面。当时寡妇再嫁不仅不违反风俗，而且也是一种不悖礼教的行为。 《管子∙入国篇》云：“凡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之谓合独。” 在中国先秦时期就有很多关于妇女改嫁的记载。对后世来说最著名的可能是《诗经∙鄘∙柏舟》：“泛彼柏舟，在彼中河。 髧彼两髦，实维我仪。 之死矢靡它。 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泛彼柏舟，在彼河侧。 髧彼两髦，实维我特。 之死矢靡慝。 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毛诗注疏》中孔颖达讲该诗解释为：“正义曰，作《柏舟》诗者，言其共姜自誓也。所以自誓者，卫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守义不嫁，其父母欲夺其志而嫁之，故与父母誓而不许更嫁，故作是《柏舟》之诗以绝止父母夺己之意。”先儒认为，《柏舟》诗只为守义，不为守礼。 而同时《礼仪∙郊特牲》云：”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此礼教反对再嫁者最早者。但是结合文中具体语境，不过是把“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之义作为最高理想，非强人必行，而视再嫁为非礼也。但是可以视先秦时期贞节观已经有所萌芽。 记载先秦礼制的《仪礼∙丧服》有：“父卒，继母嫁，从，为之服，报。”的内容，可见先秦儒家对离异和改嫁之事并不讳言。 就帝制时期而言，秦代会稽石刻上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及“妻为逃嫁，子不得母”的记载。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都体现了秦代官方对妇女守贞的鼓励和对改嫁的反对。 在汉代，离婚再嫁属平常，夫死再嫁的也有很多。汉代大儒董仲舒认为，“夫死无男，有更嫁之也。” 瞿同祖先生认为虽然班昭《女诫》特别强调“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不过就事实看来，她的意见并不符合当时人的一般看法，对一般的和社会层面似乎并无多大影响。就实际情况来看，当时并没有对于再醮的任何限制，无论是离婚的还是寡居的，都可以自由改嫁。而且还被认为是正当的，不会受到任何的社会歧视。 皇室内廷也许多妇女改嫁的例子。汉武帝姑母窦太主，寡居多年，五十岁时私幸董偃。汉武帝得知后，非但不治罪，反而赐给董偃一领衣冠。光武帝姐湖阳长公主新寡，私眛宋弘，光武帝知道后，为之撮合，但宋弘宛然拒绝，因其已有“糟糠之妻”。 入魏晋南北朝，释道兴起，玄学盛行，加之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带来了大量古朴的传统婚俗，使得儒学伦理道德受到极大的冲击。正因为如此，“从一而终”以及再嫁问题变得更为宽泛。虽说魏晋南北朝旌表贞节，守寡之事也可以见到，但它只能表现当时小部分士大夫以及官宦妇女的心理，在这一时期从最高统治者到庶民百姓，整个社会对贞节极为淡薄，对再嫁无不看成自然而又合理之事。作为魏蜀吴的开国皇帝就都娶过寡妇。魏文帝的甄后，本是嫁过袁熙的寡妇。蜀先主之穆皇后，原是嫁过刘瑁的寡妇。吴主孙权的徐夫人曾是嫁过陆尚的妇女。 《世说新语》里也记载了一些妇女改嫁的事例。如《伤逝》第八：“庾亮儿遭苏峻难遇害。诸葛道明为庾儿妇，既寡，将改适，与亮书及之。亮答曰：‘贤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儿，若在初没。 ’”说明在魏晋时期的上层社会中，妇女守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