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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权益保护 论文摘要：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为此而掀起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到现代，人们都已学会用法律的武器去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然而，尚未出生的胎儿，他们面对可能的侵害，又该如何去维护自身的权益呢？ 胎儿，毋庸置疑的一个弱势群体，我国民法通则却未对其予以充分的保护：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胎儿不享有民事权利。这无疑与社会的发展日益脱节。因此，我国有必要在未来的民法典中确立胎儿的民事主体地位，以加强对胎儿民事权益的保护。 各国相关民事立法：各国对于未出生胎儿法律的地位的确认，大体上有两种立法主义： 总括保护主义，即只要其出生时是活体，胎儿就和已出生婴儿一样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罗马法上便确立了这一原则，《瑞士民法典》、原《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典》也作了同样规定。 个别保护主义，即胎儿原则上无民事权利，但在若干例外情形下则视为有民事权利能力。如《法国民法典》规定：“胎儿于赠与时已存在者，即有承受生前赠与的能力”，“尚未受胎者，不得为继承人”。德国，日本亦采取了这一主义。 我国相关民事立法：我国《继承法》采取了法国、日本等国家个别保护主义的做法，在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法定继承办理。”这一规定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胎儿的继承权，但实际上承认并保护了了胎儿的继承利益，是对胎儿人身利益法律保护的有益尝试。但其后制定的《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这一规定 坚持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的传统，无疑把胎儿排除在民事主体之外。因此，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关于胎儿权益保护方面的规定还存在很大的不足，难以起到对胎儿的全面保护。许多父母失去尚未出生的孩子，肇事者却不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例如，6·30江宁特大车祸中，关于肇事者是否应该对受害孕妇肚中胎儿的死负责，就曾引起很大争议。这恰恰就反应出我国法律在这方面的空白。又如许多孩子在母亲腹中受到受害，出生后天生残疾却得不到应有的救济。所以，我国加强对胎儿的保护已是刻不容缓。 当前胎儿保护之阻力：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庞大的人口给自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1957年马寅初教授便发表了“新人口论”，1982年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将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为了控制人口，堕胎成为了一个有效手段。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的日益开放，婚前性行为急剧增加，男女双方一旦避孕失败，绝大多数都会选择堕胎，电视上各类无痛人流的广告更是随处可见。由此可见，在我国，人们对于胎儿保护几乎毫不重视，往往是随心所欲的去剥夺胎儿最起码的生命权。当然，在此我并非指责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在当前中国还是必不可少的。举此例子，只在于论证当前中国社会中人们对胎儿保护意识的淡漠。因此，将来中国对胎儿保护的立法能否实现，改变当前中国人的意识将是重中之重。否则，纵然通过了立法，也很难在民间实施，到头来亦不过徒有虚名的一纸空文。 胎儿保护的合理性与价值所在： 对胎儿保护合理性的论证，我们可从道德和法律两个角度来论证： 从道德角度：①胎儿是人类的初期，保护胎儿关系到人类后代的生存、繁衍和发展，对胎儿生命的漠视就是对人类生命的不尊重，就是对人性尊严的践踏； ②胎儿是人产生的必经阶段，胎儿作为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未来的“人”，将来社会的组成者，社会给与他们充分的保护是十分必要的，这关系到将来社会的文明与繁荣。 二、 从法律角度：①民法是一部权利法，其最基本的职能在于对民事权利的确认和保护。②天赋人权，自由和平等是人天生的权利，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③胎儿作为生物意义上的人，虽然尚不能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存在，但这不过是时间问题，其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是迟早的事情，对胎儿的侵害无疑是剥夺了他健康成长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应该有剥夺他人健康成长的权利；而且，胎儿与其母可以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他们其中任何一方的损害都会对另一方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如果不加强对胎儿的保护，那对身为孕妇的母亲就很难予以全面充分的保护。 而胎儿保护的价值则在于能够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让法律对公民的合法权益给以更加全面、有效的保护。 如何保护胎儿权益之构想： 1、首先应该确定胎儿的民事主体地位。这是胎儿享有民事权利最重要的前提，也是加强胎儿保护的立法依据；其次就是胎儿如何界定的问题，我认为如果采用医学或生物学上的界定标准，在实践中是很难实施的。我们不能要求每个法官都得拥有较强的医学知识。因此，我认为从母亲受孕开始就应视为已进入胎儿期。2、对胎儿继承权的保护可沿用《继承法》的相关内容，但应作修改。不应该。放眼世界各国的继承立法，除中国外没有一个国家以胎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