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科目反思(一)】语文,从政治与科学的夹缝中脱身.doc

【中学科目反思（一）】语文，从政治与科学的夹缝中脱身 编者按 教育改革的好坏，直接关涉个体生命的长成，关涉国之元气的培植。大学的通识教育自然重要，但更根本的是中学教育。中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语文考试能否重新以作文为中心？如何开发学生的思维，而非将数学结结实实地捆绑在考试工具箱中？是否需要减弱乃至废除英语必修课？能否增设文理兼顾的科技史课程？应该设置提高学生生活技艺的家政课程吗？现行科目和一切以高考为取向的教法，有诸多需要反思之处。南方周末从本期起，将分五期刊发北京大学郑也夫教授的系列文章，作为一家之言，供读者思考。 当政治化已经内化到语文教师的心中时，政策变了，教材改了，也仍然难以扭转语文课思想政治化的特征。 语文在重要性上应该排在诸科目之首。首先，因为语文的能力与绝大多数公民的工作、生活关系最密切。其次，从筛选人才的维度看，如果考试设计合理，语文考核的是能力，而非死记硬背。历史、地理，在考出能力上难度要比语文大得多。不幸这一最重要的科目也是问题最多的科目。 毫无疑问，政治渗透到古今中外的一切教育中。就社会形态而言，中国没有独立于政治力量的宗教、法律和民间社团；就教育机构而言，当代中国民办教育严重缺乏，故今日中国教育尤其无力抵御政治力量的进入。政治渗透到教育中是全方位的，就具体课程而言，最突出的体现是这里不拟讨论的政治课的设置。在其他课程中，政治渗透最深的应该是历史课程。胡适说：历史从来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解释历史与控制现实密切相关，因而政治渗透到历史课程中容易理解，政治渗入语文教学，意味着政治对教育更全面、更深入的干预。无论就教育整体，还是语文教学本身，都值得做出特殊的思考。 如果批评我们语文课程的政治化是西方人，想来大家不会惊奇，问题是在我们效仿苏联老大哥时，我们的语文教学就受到了老大哥的批评： 1953年苏联专家普希金在评议中国小学语文课本中《红领巾》一课的观摩教学时，尖锐地批评了语言和文学因素过少而思想政治教育过多的倾向。他认为中国教师常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不应说教师谈思想政治方面多，就是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如果只意味着教师多次提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名词，就成为人工的、假造的了；有些课文具有鲜明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并不需要教师多讲它，只能要求在整个语文课中有高度的思想政治性。”（李书磊，1999，167） 苏联专家其实是希望思想政治向着语文教学渗透的，笔者不能赞同这一态度。但就是这样的专家，批判我们的语文课成了政治课，可见我们的语文教育走到了何种田地。并且这一趋势方兴未艾，“文革”时期才是中国语文课程政治化的巅峰。走过了如此历程，中国语文教学回归常态非轻而易举。 政治通过两个渠道渗透到语文课程中。其一是教材，其二是教学方法。教材的政治化最直接、外在，它来得快，走得也快。教学方法则要慢半拍。因为当政治化已经内化到语文教师的心中时，政策变了，教材改了，也仍然难以扭转语文课思想政治化的特征。 以上只是文学在语文教学中的一面遭遇。如果说政治是语文教学中文学性的一个压迫者的话，科学是另一个。 吊诡的是，前一个压迫者是外部政治力量的打入，后一个压迫者是近现代语文教育工作的前驱们自愿引进、俯首称臣的。政治意识形态当其如日中天时，特别是在与超凡巫师型领袖结合后，焕发出巨大的魅力。但宏观地看，它只享一时风光。而科学是近现代无与伦比、持久不衰的意识形态。况且，政治是自己打入语文教育的，你愿意听也得听，不愿听也得听。而科学是被语文教育工作者自觉引入的，新潮的语文教育工作者自动地靠拢和巴结科学，唯恐追赶不上。 政治和教育是人类最古老的两种行为，从有了政治和教育之时，政治就干预教育。孔子、孟子都身兼教育家、思想家、宣传家多重身份。他们的高明在于，在他们那里宣传对教育的伤害不大，二者大致可以相安无事。政治肯定干预教育，但以往政治干预的强度大大弱于现代全权政治。故我们可以大致这样判断，政治的强干预尤其是现当代的事情——虽然要周密证实这一判断还须下一些笨功夫。而科学自身就是近现代的产物，它对语文教学的影响当然是晚近的事情。仔细比较，科学对语文教学影响之起始，不晚于甚至早于全权政治的强干预，后者自1949年发轫，而中国近现代语文教学的先驱叶圣陶早在1935年就《国文百八课》的编辑大意指出： 本书编辑旨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想给国文科以科学性，一扫从来玄妙笼统的观念。 “赛先生”自五四时代进入中国，以不可抵挡之势水银泻地般渗透到各个领域。人们言必称科学。因为科学的伟力，自其产生之日就呈现出科学主义的势头。人们愿意将一切好的举措戴上科学的冠冕。考虑问题全面，做事有效率，在前科学的时代都是人类常常追求的，现在都被称为科学。这责任更大程度上要由科学界外的俗人们承担的。叶圣陶在1942年《认识国文教学》一文中说： 让学生自己在暗中探索，结果是多数人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