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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周翰：十九世纪以前西方莎评 2011-03-06 14:07:39 《 莎 士 比 亚 评 论 汇 编（ 上 ） 》 引 言 莎士比亚评论是一门很有趣味的学问。我们从历代莎评不仅可以看到时 代的变迁，各时代、各阶级、各种流派的批评标准，从而看出其文学趣味、 文学风尚，更重要的是这些评家从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观点论述莎士 比亚，或褒或贬，给我们今天提供了许多有意思的意见。莎士比亚处于一个 特殊有利的地位，因为他是世界文学中被人们评论得最多的作家之一，从 17 世纪一直到今天，三百多年没有间断。19 世纪以前的英、德、法、俄，古典 主义者、浪漫派、现实主义者，纷然杂陈；进入 20 世纪后，各种资产阶级批 评流派更是五花八门，也可算是百家争鸣吧。十月革命前后，出现了试图用 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估价莎士比亚的评论著作。以上种种评家，他们的观点 我们不一定同意，但他们各抒所见，往往有精到之处，有合理的部分，可以 供我们参考。这不仅对我们对莎士比亚作出比较全面的评价很有帮助，而且 一般地说，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也应有所裨益。有些评论是颇为荒 谬的，但这也可以从反面推动我们思考问题。不论是好的、比较好的、甚至 不那么好的评论，都能开拓我们的眼界，启发我们的思考，作到兼听则明。 在莎士比亚还活着的时候，他的成就已经被他的同行所承认。本·琼生 就称他为“时代的灵魂”，说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即 使像罗勃特·格林这样的剧作家，在他临死时虽警告同行要警惕那只“暴发 户式的乌鸦，用我们的羽毛装扮他自己，在演员的皮下包藏着虎狼之心”， 也从反面说明莎士比亚的成就，说明他是善于吸收并改进他人的长处的。由 于时代太近，当时的评论不可能是深入细致的分析，但却也在大处指出了他 的作品在当时所起的作用。 德莱登是 17 世纪最重要的莎评家。莎士比亚死后 26 年，清教徒封闭剧 院，同时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在此前后，莎评可以说是空白。弥尔顿在革 命前也只写了一首纪念诗，只是泛泛赞美莎士比亚的诗句流畅感人；在《欢 乐》一诗中称他为“最最温柔的莎士比亚”，富于幻想，他的诗是天籁。资 产阶级掌权没有多久，封建复辟，宫廷中带来了法国文学趣味。德莱登的评 论，所谓新古典主义（以区别于罗马奥古斯都时代的古典文学）评论，就是 迎合从法国来的宫廷的趣味的。这一潮流支配了 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英国文 学评论。德莱登是第一个严肃地系统地阐述新古典主义文学创作原则和批评 标准的作者。他以希腊、罗马和法国戏剧同莎士比亚相比较，既承认莎士比 亚伟大，又感到他的方法不令人满意；既表现了民族自豪感，又不想违反时 髦的法国风尚；他认为莎士比亚的语言不规范，不合贵族的典雅的趣味。但 是他肯定，莎士比亚悲剧的情节尽管破坏了三一律，却引起良好的效果。他 特别肯定在塑造人物方面，尤其在描绘各种感情（他称为“激情”）方面， 莎士比亚是个能手。如把德莱登同新古典主义狂热分子莱莫比较，则德莱登 不仅开明，而且有见地。（莱莫称《奥瑟罗》为一出“手帕的悲剧”，做妻 子的应从中得到教训，不可随意遗失衣物；是一出流血闹剧，毫无味道，云 云。） 新古典主义莎评大致有这样两派：极端派和开明派。德莱登应属开明派。 新古典主义第二位大师约翰逊也是属于这派，但理论内容有所不同。约翰逊 提出理性和常识为批评标准，作品优劣要由时间来考验，在方法上他也强调 比较。他比德莱登在更大程度上从新古典主义下解放出来。他认为莎士比亚是 “自然的诗人”，他的作品是生活的镜子，他写的人物既有“共同人性”、 “普遍人性”，又有个性。伏尔泰说莎士比亚把克劳迪斯国王写成酗酒之徒 是不成体统，约翰逊反驳说，伏尔泰没有抓着克劳迪斯性格中的“普遍人性”。 他认为莎剧中悲喜交错虽不合法则，但合乎生活，用常识、历史本身的发展， 来为莎士比亚破坏三一律辩护。他批评莎士比亚的严重缺点在于缺少道德目 的，不评是非。他这种思想是同稍前和当时流行的伸张市民道德的市民悲剧 相一致的。这也是他不完全理解莎士比亚的地方。他又批评莎氏情节松散， 使人不生快感，语言俚俗或华丽夸张，也说明他未能摆脱古典趣味。不过他 强调莎氏善于观察、学习，是有说服力的。他指出莎剧的感染力来自它能引 起观众的同情，这种从主观感受评定莎剧已肇浪漫派之端。 英国 18 世纪后期出现了三个对人物性格专门进行分析的评论家。托马 斯·惠特利（Thomas Whately,卒于 1772 年）在 1770 年前写了《关于莎士比 亚某些人物的意见》；威廉·理查生（WilliamRichardson,1743—1841）写 了《对莎士比亚某些卓绝人物的哲学分析和说明》（1774）；莫尔根写了《论 约翰·福斯塔夫爵士的戏剧性格》（1774）。惠特利是国会议员，他的文章 没有写完，他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