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的制度化基础推荐.docVIP

“经济人”的制度化基础 内容提要：以往某些对经济人观念的批评，把对人在制度化空间中的行为方式的理解、预期与对人的伦理约束、期望相混淆；把理论抽象与对现实的经验描述相混淆。这实质上是撇开经济人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化结构这一根本基础审视经济人观念的结果。任何人都身处确定的制度化空间之中，任何关于人的行为方式的判断，都以具体的制度化结构为背景。经济人观念既是对处于一定的制度化结构中的人的一种模拟，也是一种理论抽象，忽视了这一点，就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对经济学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关键词：经济人、制度化、制度化结构 “经济人”是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前提性设定之一。在经济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经济人概念几经锤炼，在内涵上有了新的发展，但始终没有抛弃“自利性”这一最基本的规定性。现代经济学之所以能在社会科学群体中脱颖而出，现代经济分析之所以能够被普遍看成是科学的分析，都与理性经济人预设密不可分。但自从经济人概念产生以来，它就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激烈批评。其中有些批评对经济学的发展和经济分析方法的成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另一些则由于忽视了经济人概念的制度化基础，对经济人概念的理解造成了混乱。 一 纵观以往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依其视角的不同，大体上可分两类：一是“伦理祁向”性批评；二是“非现实”性批评。 十九世纪初，西斯蒙第最先从伦理祁向视角向斯密的《国富论》发难。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大部分是精神科学”，必须注重人的道德情感，因此，他总是以深厚的伦理情怀审视经济人观念，抱怨它诱人追逐“私利”，而“私利”则“促使人去抢夺别人的利益”。[1]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的历史学派则对经济人观念展开了更系统的伦理批判。李斯特指责斯密的《国富论》是“使最冷酷的自私自利成为一种法则”，是“以店老板的观点来考虑一切问题”的学说，是一种“将国家与政权一笔抹杀，将个人利己性抬高到一切效力的创造者的论调。”[2]历史学派强烈批评古典经济学对“自利”的张扬，认为在经济人观念中，人几乎成了若干种具有强烈自利倾向的原始生命本能的集合体，只受纯粹自私动机的驱策。这种以孤立个体的经济动机为基础的经济分析，无异于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史”。历史学派要通过对伦理价值的强调，达到限制乃至消解人的自利倾向的目的。他们认为只有以“真实的人”取代“抽象”的经济人，才能使经济学成为真正的致用之学。从伦理祁向视角出发审视经济人观念，形成这样一种基本看法：经济人仅仅关注自己的物质生活，却无视自己的精神生活；只关心自己经济活动的结果，而不在乎取得这种结果的方式；只知道追求收入、利益、效用的最大化，只知道追逐物的目标，根本不懂得追求自我完善，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经济人的“非人格化”，致使微观经济学功利化，虽然它作为一种分析经济资源配置的理论体系，为社会经济的高效率运作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工具，但却无力解释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是否还应该对他人和社会承担某种责任。 赫伯特·西蒙则是从“非现实性”角度批评经济人观念的主要代表。他认为传统经济理论的“经济人”，既具有所处环境的丰富知识，又具有一个条理化的、稳定的偏好系统，并通过计算在若干备选行动方案中进行选择，以达到自我偏好尺度上的最佳点。西蒙认为，完全理性实际上并不存在，可供现实人选择的目标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往往相互冲突，人们在作出决策时，总是受到个人和社会联系的制约，所以不得不在效率标准、利润目标、个人价值等因素之间寻求协调。这意味着，实际上人们根本无法求得传统经济学所要求的最优解，而只能以满意解作为目标。[3]还有人从实验心理学的角度寻找经济人假说与现实不相符合的证据，认为现实人的行为并不符合最大化假设，因为人们无法掌握达到最优目标所必需的完全信息。但是，所有这些“非现实性”批评，只是对经济人概念的内涵作出了某些修正，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经济人观念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总体上，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是富有成效的，使其更适合于最一般的经济分析，更切合人们现实的经济活动方式，提高了经济人与经济环境的匹配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即把对人在制度化结构范围内的行为方式的理解、预期与对人的伦理约束、期望相混淆；把理论抽象与对现实的经验描述相混淆。这实质上是撇开经济人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化结构这一根本基础来审视经济人观念的结果。这种审视方式误导了人们对经济人概念的理解，也影响了经济人假定在经济分析中正常地发挥作用。 二 新制度学派一般把制度理解为一套标准和理想，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4]就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及其方法而言，这种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从解析经济人观念的合理性的角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