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上）推荐.docVIP

“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上） 【内容提要】”宋代经济革命说”是国际中国史坛上最流行的成说之一，本文彻底否定了这种观点。文章指出，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如果真有”宋代经济革命”，首先应表现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但从经济成长方式看，宋代江南虽有若干重要进步，但并没有出现可以称为”革命”的重大变化。因此，”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一个”虚像”而已。产生这种错误的根源是方法论，主要表现为”选精法”和”集粹法”，这两种方法的主要错误都在于将某一或某些例证所反映的具体的和特殊的现象加以普遍化，从而使之丧失了真实性。因此，对以往的研究方法进行总结，是今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当务之急。 【关 键 词】宋代、江南、农业革命、选精法、集粹法 近年来国内外史坛上的一个重要动向，是对以往各种具有共识性的成说以及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检讨。通过这个检讨，摒弃不合理者，改进不完善者，同时提出新见，引入新法，从而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注：参阅杰弗里#8226;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章，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宋代江南农业有关问题的讨论，对中国经济史坛上最重要而且也是最流行的成说之一--”宋代经济革命”说--以及导致此说的方法进行检讨，看看这些方法是如何和为何导出重大的错误结论来的；在此基础之上，探讨如何改进我们的研究方法，促进我国的经济史研究在新世纪中取得更大的进展。 一、”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宋代经济革命”的中心 在史家眼中，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时代。41年前，宫崎市定将其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观点总结如下：”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然而由于宋代文明的刺激，欧洲文明向前发展了。到了文艺复兴，欧洲就走在中国前面了。但起初二者之间的差距还很小，直到18世纪还是处于一种雁行状态。但是工业革命一发生，欧洲便把中国远远抛在后面了。”（注：宫崎市定：《宋代における石炭と铁》，刊于《东方学》第13辑（1957年）。）由这段话可见，这位日本汉学大家认为宋代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占有一种特殊的地位。16年后，英国汉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提出了中国”中古时期的经济革命”(The medieval economic revolution)和”帝制晚期的没有技术变化的经济发展”(The late imper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out technological change)的理论，认为中国在唐宋（特别是宋）时期出现”经济革命”，而自14世纪以后则出现重大转折，陷入”量的增加，质的停滞”(Quantitative growth,qualitative standstill)（注：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年版。）。又过了13年，中国宋史学家漆侠提出了我国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两个马鞍形”模式，即在秦汉时期达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下低落，隋唐有所恢复和回升，到宋代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从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峰”，”把宋代中国推进到当时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前列”；元代急遽下降，明代中叶恢复到宋代水平，以后虽有所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迟缓和停滞（或者说，在金、元时期出现”逆转”，以后则”逐渐地缓慢、停滞下来”）（注：漆侠：《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以及同氏《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30-31页。）。而到最近，在当代世界经济研究中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安古斯#8226;麦迪森(Angus Maddison)以迄今为止欧美学界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用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历史上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做了估算。根据其计算的结果，无论是作纵向的还是横向的比较，宋代在世界经济史上都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地位：在960-1280年间，尽管中国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但以后一直到1820年都保持着此水平，到1952年更下降到537美元。与此相对照，欧洲在960-1280年间人口增加了7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从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而1700年达到870美元，超过中国；1820年达1129美元，已将中国远远抛在后面；1952年更高达4374美元，为中国的8倍（注：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