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市化”趋势下中国村镇发展的机遇推荐.docVIP

“逆城市化”趋势下中国村镇发展的机遇 在中国，“逆城市化”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受到理论界关注，一度成为理论热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国出现“大城市化”高潮，随之而来“大城市病” [1]也刺目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主张“逆城市化”的声音骤起。由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2005年，城市化率43%）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2005年，城市化率75%），“城市化”依然是各地发展的基本主题，主张“城市化”的声音很快就压过“逆城市化”的声音。[2]各种主张此起彼伏，各执一词，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对“逆城市化”的基本认识仍停留在对现象的陈述和评议上，没有对“逆城市化”的内涵及外延予以深入的研讨。 一、“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的派生物 “逆城市化”，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究竟是偶然现象还是必然现象？究竟是城市化的最后阶段，还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派生出来的新现象？如何描述和鉴定“逆城市化”，关系到我国城市化如何持续发展和新农村如何建设。 1976年，美国地理学家j.l.berng首先提出了“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这一概念，他描述的是发达国家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新特点：城市社会的人口重心发生变化，城市社会的经济活动和政治影响力也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地区转移。之后不少学者将“逆城市化”看成城市“空心化”。如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刘琦在批评城市建设时指出：中心区毕竟是城市的核心区域，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而没有历史文化的城市是缺乏原动力的。但是，在很多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出现过“空心化”的情况。这种现象在欧洲城市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结果造成了逆城市化现象，老城区变得冷冷清清，经济衰落，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3]还有学者将城市的异化视为“逆城市化”，如江苏省社科院经研所所长葛守昆认为，“城市化发展中已出现了异化——逆城市化现象，如单纯的经济增长、土地的浪费、环境的污染、贫富差距、不安全感等”[4]，因而需要“警惕逆城市化”。 本文认为：美国学着j.l.berng关于“逆城市化”的认识开拓了城市研究的新领域。但“逆城市化”不是城市的无节制拓展，不是“穷人住在拥挤的市中心，富人住在清静的市郊区”，不是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随着富人的转移而转移，导致城市空心化。“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派生物。 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一文中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分析了城市的形成、壮大和分化的成因。茅于轼先生认为，当城市规模发展到边际效益为零甚至为负数后必然形成递增与分化的对流趋势。[5]城市发展正是这样。任何优质的东西都有它的时间性、相对性。由于城市化不断地聚集资源和产业，到一定程度后，城市的空间就会接近饱和。新的资源和产业要挤进大城市，而城市空间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曾经优质的资源、优势的产业就可能异化为城市的累赘，要么提高新的资源和产业进入城市的成本，要么“吐故纳新”，分流传统的城市资源和产业。理智的选择是“吐故纳新”，是“分流”。因为进入城市的成本不断提高，城市规模发展的边际效益必将为零甚至为负数。这类“吐故”现象，就是“逆城市化”。“逆城市化”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而且，随着信息化、生态化时代以及汽车时代的到来，人们生活与工作的空间差距大大缩短，“吐故”还不仅表现在城市的传统产业的转移，还包括一些新兴产业完全安排在小城镇和乡村，如村镇旅游产业异军突起，人们从着重欣赏城市的繁华转移到着重欣赏乡村的宁静。 “吐故”是为了“纳新”。“吐故”与“纳新”在同时进行，都是城市化现象。如果说“城市化”是指一定区域的优质资源、产业和人口向城市聚集，这是大前提。那么，“逆城市化”则是中心城市的一些传统功能、优质资源以及人口向卫星城及村镇分流。这些分解和分流不同于国家的政策性安排，如我国20世纪60-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三线建设”，如国家政策取向的“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遭遇城市功能老化、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城市空间压力增大等问题后，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必然出现的功能分解、产业分解和人口分流。因而“逆城市化”并非阻止“城市化”的继续推进。恰恰相反，“逆城市化”有助于城市的功能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和空间压力减轻，有助于“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的内在关系是：城市化发展水平越高，“逆城市化”趋势越强。既然“逆城市化”是中心城市一些传统功能和产业的分解及人口分流，因而“逆城市化”是周边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谁与“逆城市化”趋势对接，谁就抓住了周边小城镇和乡村发展的机遇。利用“逆城市化”趋势发展小城镇和乡村，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将成为中心城市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广阔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