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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投资秩序及其碰撞 　　亚洲金融危机显然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资本与发展中国家资本之间相互碰撞的一种表现，发达国家资本与发展中国家资本的不同在于它们代表着不同的制度规则，金融危机也就意味着制度之间的碰撞，表明国际金融体制面临着新的改革与调整。国际金融秩序的这种调整与改革实际上是不同投资秩序之间的相互融合。要进一步理解危机的发生，要对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框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都需要我们对如何会存在不同的投资秩序、不同的投资秩序各有什么特征，它们之间是怎样发生碰撞的，进行深入的讨论。本文就是这样一个尝试。 一．不同投资秩序的形成 １．投资者投资行为的解释 对于投资者参与投资的解释，一般是与投资者的消费动机相联系，投资者无非是通过投资使自己的财富保值增值，从而使自己的消费安排不致受到影响，使自己的消费效用得到提高。风险一般被认为是已实现的收益低于预期收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一旦成为现实，就被认为对投资者造成了损害。这种损害最为直观的表现就是投资者所实现的财富比预期的减少了，从而投资者凭借原有的财富可以得到的种种满足低于以前的水平。生命周期储蓄理论和永久收入假说都把人们的储蓄当作是对于自己收入波动的调节，当收入高于自己所预期的消费水平时，进行储蓄；当收入低于预期的消费水平时，提取储蓄，从而使自己的一生消费效用稳定在自己所预期的效用水平上。当人们发现仅仅考虑物质财富方面的消费已无法解释储蓄现象的时候，力图通过引入投资者对于社会地位的追求来进一步解释储蓄的形成。投资者的满足不仅包括物质形式上的各种消费，而且包括投资者的社会地位的高低。把投资者对于财富的动机从物质消费扩大到对于社会地位的追求，这自然有理论上的意义。但实际上物质消费的规模与质量已经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社会地位的高低。投资者对于社会地位的追求可以被包容在原有的理论中，并不构成对原有理论的冲击。 上述对于投资行为的正统解释是以客观的、外在的标准为依据，投资被理解为是为了将来的货币而放弃现在所掌握的货币。可是，只是因为投资，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才有现在与将来之区分。我们实际上无法以任何客观的、外在的变化来指称投资，因为这些变化都是由投资导致的。以这种范式来解释投资，使解释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我们以客观的、外在的标准解释投资时，投资的形成与进行的形式只能是唯一的，实际上也就失去人的生活的多样性，无法发展出多种的投资秩序。 因此，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人们为什么要选择投资而不是选择不投资？人们在投资活动的过程中形成了怎样的约定，这一约定赋予投资活动什么样的空间？维特根思坦说过，凡是我们的语言暗示有一个实体存在而又没有的地方，我们就想说，有个精神存在。 我们只能以投资者对投资决策的参与、投资者的权利要求来描述投资。当不再以稀缺为核心概念来解释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时，就转而关注投资者的权利问题。 投资者的投资是一种对于投资形成的参与，一种希望控制投资的要求。当人们获得收益的时候，人们更大程度上是感受到一种投资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进行的满足与自豪。这种满足与自豪来自于自身的权利要求的实现。在这里，对于投资决策的介入是主要的。风险在投资者身上的实现表明投资者对于投资形成的参与的失效，他对于投资形成的意见没有被采纳。获得收益的一方投资者成为投资形成的主导。风险在形式上表现为行为主体的收益与预期之间偏差的可能性，但其实质却在于，收益与预期的偏差将导致行为主体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收益上的偏差最终要体现在行为主体之间对于投资决策的权重的变化上。 ２．一致同意与风险规避 当投资决策得到全体投资者的一致同意时，这一投资决策就没有对投资者造成损害，或者说这时候就没有损害可言。当投资决策不是通过全体投资者的同意而作出时，就构成了对于投资者的损害。这里的关键在于投资者失去了否决投资决策的权利，而不在于这一投资决策的实施对他发生了什么具体的影响。因为每个投资者对于投资决策的后果都有着不同的评价，所以不能根据投资决策的后果来判断投资决策是否对投资者造成了损害。如果这样来定义投资者在投资形成中可能受到的损害，那么，风险就是投资决策形成过程中对于一致同意的偏离。对于风险的规避就是对于一致同意的逼近，与一致同意的偏离越大，所承受的风险自然越大。投资者的储蓄从而投资是对风险的一种应对，投资使投资者获得对投资决策的参与，使投资者的权重不发生他自己感觉到的逆变化，从而使他不会被排斥在投资形成决策的一致同意之外。个人的储蓄动机与投资行为应该由此来解释，这样的解释才能够把储蓄、投资理论与风险理论统一起来。重要的是要说明个人、投资者具有参与投资决策的动机与可能性。投资要由投资本身来解释，可以说，投资就是投资者对于投资本身的一种应对。 既然风险意味着达不到一致同意，那么，投资者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