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苦战５年终获胜利　软件维权之路任重道远.docVIP

方正苦战５年终获胜利　软件维权之路任重道远 　　 　　5年之后，方正终于洗脱“陷阱取证”罪名，对高术公司的诉讼获全胜并获赔60万元，有力地打击了盗版者的猖狂，对保护软件知识产权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场诉讼期长达5年的软件侵权案，历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3道审判程序，近日终于有了定案：最高人民法院经过提审后作出终审判决，方正全面胜诉北京高术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案，洗脱“陷阱取证”恶名，并获赔60万元。 　　为什么一场普通的软件侵权案，竟然能耗费5年时间？二审判决一方面认定高术侵权成立，另一方面又否定方正 “陷阱取证”的合理性，本身是不是一种矛盾？ 　　不管怎样，方正的胜诉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不仅为国内软件行业维权树立了一个典范，同时也为其他企业提供了借鉴，有利于打击盗版者的猖獗行径。不过，这并非代表今后的维权路就会一帆风顺，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5年维权路 　　 　　“方正诉高术案”无论是赔偿标的、涉案金额，都是迄今为止国内影响力最大的软件侵权官司之一，该案在立案伊始就吸引了IT业界、媒体和大众的目光。 但这一天来得太漫长了，方正为此足足等了5年，其中的付出和艰辛难以言喻。 　　事情可以追溯到1999年，高术在这一年5月前是北大方正软硬件的代理商，代理销售国外激光照排机，同时也配套销售北大方正的RIP、字库等软件产品。1999年5月，其代理关系终止。 　　方正集团是国内为数不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具一定规模的骨干软件企业，近年来一直受到盗版的侵害，特别是其自主开发的核心软件，据估计因盗版造成的损失每年达数千万元。 　　2001年初，方正集团的核心产品激光照排系统软件遭遇疯狂盗版，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利益。 　　虽然高术代理关系终止了，但方正发现高术仍旧在出售RIP软件。方正集团曾向有关部门举报盗版者高术的违法行为，但由于缺少证据，只能无果而终。 　　2001年9月24日，方正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表明，高术从1999年1月至2001年9月，共销售82台照排机及13套照排系统软件。方正认为，高术每销一台照排机就存在搭售一套盗版软件的可能。 　　2001年底，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可了北大方正采用“陷阱取证”取得的证据，并对北京市国信公证处对高术实施安装盗版软件的公证过程和公证内容予以确认，认定高术侵权事实成立，一审判决方正获赔60万元，创下软件侵权案赔偿额的新高。之后，被告高术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2002年7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虽然认定高术侵权事实成立，但否定了方正工作人员和公证人员匿名购买设备以获取被告侵权证据的取证方式，认为此取证方式有违公平原则，并认为高术公司销售盗版软件的数量难以查清。故将赔偿额骤降为13万元，且没有支持北大方正、红楼研究所为此案支出的调查取证费。方正认为二审判决不合理，于是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2006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定方正取证方式合法，高术赔偿方正经济损失60万元。 　　 　　“陷阱取证”惹争议 　　 　　为了取得侵权证据，方正让其员工以个人名义向被告购买激光照排机。被告方为其进行安装，并应要求在原告自备的计算机内安装了RIP软件和方正文合盗版软件，提供了刻录有上述软件的光盘。与此同时，北京市国信公证处对这次购买、安装过程进行了现场公证，并对证据进行了保全。正是在对这份“陷阱取证”所取得的证据是否合法，是否应该被采纳上，法院之间的意见产生了分歧，方正为此苦苦等候了5年。 　　2001年12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高术侵权事实，认为方正的取证方式虽然是“陷阱取证”，但在法律上并没有明文禁止，故判令高术赔偿经济损失60万元。被告高术公司不服判罚结果，遂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2年8月终审判决出来，法院认定高术的侵权事实成立，但却把方正的取证方式定为“陷阱取证”，结果赔偿金额降至为13万元。 　　至此，“陷阱取证”成了一个流行的名词，被炒得沸沸扬扬。方正认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把“陷阱取证”定为错误的取证方式，其结果难以令人信服，更会助长盗版者的嚣张气焰，于是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再审。 　　“陷阱取证”究竟是对还是错？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程永顺认为方正的取证方式不合理：“方正的取证一旦被广泛使用，将对正常的市场秩序造成破坏，这有违公平和诚信原则。”他认为方正完全可以用其他方法，如请求法院代为取证，或者配合当地工商、公安部门一起取证。 　　业界人士认为，由于软件业具有独特的易扩散性的特点，发明人殚精竭虑多年努力的成果，盗用者不需要任何付出就可完成整个仿制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