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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协议与商业银行监管资本套利研究 篇一：资本压力股权结构与商业银行监管资本套利 资本压力、股权结构与商业银行监管资本套利： 基于1994-2011年我国商业银行混合截面数据 内容摘要：监管资本套利产生于Basel协议资本监管框架的缺陷, 根源于经济资本与监管资本的不一致性，对金融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是Basel委员会不断修正Basel协议的主要原因。但现有文献对监管资本套利问题的定量研究依然有限，尚不足以揭示客观事实。本文检验了影响商业银行监管资本套利程度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监管部门规定的达标要求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之差与其监管资本套利程度正相关，说明资本压力越大套利程度越高；第二，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中具有中央背景的国有股权所占比例与监管资本套利程度负相关，说明所有者与监管者的博弈性越强套利程度越高。本文首次将回归模型运用于监管资本套利程度的估计，具有一定创新性。 关键词：监管资本套利；资本充足率；股权结构；风险加权资本 一、引言 监管资本套利（Regulatory Capital Arbitrage）是商业银行利用资本监管制度内部的不协调性，运用某种手段，在不改变实际风险水平的情况下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的行为。其产生于Basel协议资本监管框架的缺陷, 根源于经济资本与监管资本的不一致性。监管资本套利会弱化资本监管效率，增加系统性风险[1]。Donahoo和Shaffer（1991）指出，监管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也是一种税收，商业银行有动机避免或最小化监管税收[2]。当监管部门规定商业银行所必须持有的最低资本量高于不存在监管规定时银行自身最优的资本量时，银行将被迫持有比自身最优资本数量更多的资本。由于信息不对称、代理成本以及企业税收的存在，资本成本一般大于债务成本。银行必然设法降低监管税收，于是便产生了监管资本套利的动机。 巴塞尔委员会前主席Caruana（2005）指出，Basel协议内在缺陷导致了两大问题，一是顺周期性，另一便是监管资本套利[3]。监管资本套利的存在也正是Basel委员会不断修正Basel修正的主要原因。自1988年Basel 推出以来，作为一个未曾预料的结果，监管资本套利发展非常迅速。最著名的案例是摩根银行基于Basel委员会1996年发布的《市场风险补充案》关于内部模型的规定设计的BISTRO[4]。BISTRO被评为―Credit Derivative House of the Year‖与―Break through Structured Finance Deal of the Year‖，作为监管资本套利的第一次高调亮相，巨大的激发了商业银行的监管资本套利行为。伴随着监管资本套利的爆发式 增长，Basel委员会意识到制度存在内在缺陷，即经济资本与监管资本的不一致性[5]。于是在肯定套利行为合法的前提下，开始了对于Basel协议的修正。1997年美联储Banking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部门的主管David Jones参与到Patricia Jackson所领导的关于Basel经济影响分析的小组当中，负责监管资本套利问题的研究。Jones（2000）基于对美国主要商业银行的问卷调查，提出了监管资本套利的4种主要手段[6]。Jones的成果成为监管资本套利领域的经典之作，国内的相关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该篇论文。Patricia Jackson（2002）的报告直接导致了Basel向Basel的过渡[7]。Basel在Basel的基础上引入了内部评级法，以减少经济资本与监管资本的差距，缩小监管资本套利空间；Basel 又加强了对交易账户的监管，以控制在监管资本套利中发挥最重要作用的交易账户，并引入了杠杆率指标，以约束基于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监管资本套利。但Jackson (2002)、 Elizalde(2006)、Jacobson（2006）、沈庆劼（2010，a）等指出，即使在Basel框架下，因为监管部门的目标包括金融稳定等内容，监管资本必定要高于经济资本。Basel委员会所言的监管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趋同，只是向作为风险度量工具的经济资本概念的趋同，而并非向具有商业银行自身最优化思想的经济资本概念的趋同。Basel 消除了基于资产证券化手段的监管资本套利，但无法消除其他形式的监管资本套利。杠杆率的引入为监管资本套利设置了资本充足率与核心资本充足率以外的第三个约束条件，但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又由于资本监管具有不完全契约的特征，制度漏洞不可避免。所以，尽管在应对监管资本套利问题上，Basel协议逐步完善，但依然无法消除监管资本套利空间，监管资本套利行为将与资本监管制度长期并存[7][8][9][10]。 在西方国家，资产证券化是监管资本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