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史记的的悲世情怀参考资料 .docVIP

浅析《史记》的悲世情怀 刚帮伟 摘 要：《史记》是司马迁用尽一生的心血完成的伟大著作，他用自己独到的眼光和价值观记载历史事实。在这样一个充满悲剧人物的画廊里，司马迁对这一系列的悲剧人物有着密切的情感，他们之间有着相同而又特殊的命运，司马迁对他们充满深切同情的同时，更客观的揭露他们悲惨命运背后的原因。 关键词：司马迁；悲世情怀；史记；悲悯 清代学者刘熙载曾说：“太史公文，悲世之意多，愤世之意少”[1]，提出了“悲世”一说。“悲世”按照袁津琥的解释是“悲悯世人的情怀。”[2]就是上为国家敬忠职守，下为黎民百姓悲惨命运感到同情这样一种情怀。正是司马迁立足于国家和社会这样的高度，才使他的文章有“河汉之言”[3]，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末世争利，维彼争义”的观点。从《史记》中看，他的这种悲世情怀主要有两方面的立足点：一是悲国，悲叹国家的兴亡；二是悲人，这其中有一国之君，有功不可没的大臣。 司马迁笔下悲剧人物的塑造与他自身命运有着很大的关系，对于这些失败的英雄，司马迁对他们的功勋怀着崇高的敬佩，对他们的悲惨结局饱含着深切同情。司马迁把自己心灵深处的一腔情感倾注于这些悲剧人物身上，寻找他们与自身命运的契合点，在《史记》中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 一、悲世情怀产生的原因 司马迁的一生和汉武帝有着密切的关系，司马迁出生在汉景帝晚年，与汉武帝生活在同一时期。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因素以及它本生所特有的一些因素，由此产生了这样一种“悲世之意多，愤世之意少”的悲世情怀。其悲世情怀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 儒、道二重思想的影响。司马迁很小就投在当时很有名望的儒家学者董仲舒门下学习，深深受到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影响。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司马迁一方面身受来自董仲舒的影响，具备反暴政，主张“有道伐无道”的思想；另一方面，汉武帝这一时期政治环境“独尊儒术”局面的形成。这两个方面同时影响着司马迁，使他形成了对国家和人民的悲悯。其道家思想主要来源于汉武帝前期盛行的黄老学说和其父司马谈的影响。特别是在其父《论六家要旨》表现得很明显。这种“儒家治世，道家修身”的思想在司马迁心灵的深处形成了独特的人格力量和敏锐的洞察力。 少年游历形成的独特人格。司马迁在游历的过程中不仅考证了古代圣贤的生活遗址，也饱览祖国河山的大好风光，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与大自然纯情的浩然之气。这对于年轻的司马迁来说他学到了书本上没有的一种知识，一种情怀。对下层人民生活的见闻，对自然的认知，使得司马迁后来在《史记》中的讽刺艺术更显得入骨三分，也形成了他对人生的看法，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悲悯世人的情怀。 接受宫刑后的改变。司马迁因为“李陵事件”得罪汉武，最终以“诬上”的罪名要被处斩。根据汉朝的法律，司马迁有三条路可以选择：第一，罚钱赎死。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募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4]第二，受腐刑而生。据《汉书卷五·景帝纪》记载在汉景帝时已经有了“死罪欲腐者” [5]的制度。第三，坦然接受死刑。司马迁并没有接受死刑，而是接受残忍阉割。 司马迁接受腐刑，忍辱活着背后有着很多原因，这也是他后来著作《史记》时思想情感的转折。首先，司马迁只是一个小小的清官，家里没有钱。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6]其次，受先父遗命，《史记》已经开始写了，如果选择死，那么《史记》无法完成。接受宫刑对司马迁一生来说是奇耻大辱，“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7]在当时，很多人犯了罪，宁愿一死，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耻辱。由此可看出，宫刑改变了司马迁的一生，也使得《史记》更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从受到的思想、家传师学以及受奇耻大辱，使司马迁内心异于常人，对人、对社会、对国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