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责任章中的惩罚性赔偿方案.docVIP

产品责任章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的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09年12月26日通过，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侵权责任法》在千呼万唤中终为通过，足见其出台的不易，几易其稿，又足见国家对《侵权责任法》的重视和谨慎。《侵权责任法》无论在篇章体例还是在具体条文规定中都体现了中国特色，是一部“不一定好看，但一定好用”的法律；它的出台是我国民法领域的一件盛事，也是我国立法史上不可忽视的大事。 《侵权责任法》在第五章中规定了产品责任，而第五章又相当于分则部分的第一章，可见立法者对产品责任的关注，也说明产品责任在侵权责任中的重要地位。总体上看，产品责任一章吸收了各国先进的立法理念，对我国此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其解释也做了继承与发展，是规定基本上完善的一章；出台之初就受到社会、法律界的一片赞扬。笔者通过此篇文章，试分析第四十七条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借以论述《侵权责任法》之一条的出彩及不足之处。 一．《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条文规定及解读 《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该条是对产品责任中惩罚性赔偿的规定，也是我国法律文件中第四次规定或确认该制度。适用本条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销售，二是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即损害是健康受损而非财产受损。 二．对在产品责任章中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争论 要不要在《产品责任法》中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学者的多数意见是应当规定。但是，在《侵权责任法》的哪一部分内容中规定这一制度，存在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在《侵权责任法》的总则性规定中规定惩罚性赔偿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起草的《民法典·侵权行为法草案》之第91条正是坚持此意见的、对惩罚性赔偿的一般性规定。张新宝教授认为，如果一般性地规定惩罚性赔偿，就必须作出严格的限制，他规定了三个条件，一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比较大(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二是侵害的权利是最基本的民事权利(生命、身体、健康这样的基本权利)，三是赔偿的数额不能太高，不能超过实际损失的三倍。另一种意见是，在分则性规定中适当规定某些侵权行为类型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即在产品责任中，对于恶意产品侵权行为也就是明知缺陷产品会造成使用人的人身损害仍将其推向市场造成损害的恶意致害行为，应当规定惩罚性赔偿金，以制裁违法行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1954条的规定是分则性规定该制度的代表。杨立新教授在其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中也坚持这一观点，同时其建议稿进一步规定了赔偿金不能超过实际损失的两倍。 自然，并非所有学者都赞同在民法典体系中规定有违“民法是平等主体间的法律”之要义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我国民法立法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多数学者坚持对公法和私法的划分，认为在私法性质的《侵权责任法》中规定“一方惩罚另一方”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对大陆法侵权法基本理念的冲击和突破。 三．惩罚性赔偿制度规定的恰切 1．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及价值 惩罚性赔偿最初起源于1763年英国法官Lord Camden在Huckle V. Money一案中的判决。在美国，1784年的Genay V. Norris一案中最早确认了这一制度。《美国侵权法重述》第908条规定，惩罚性赔偿是在损害赔偿及名义上赔偿之外，为惩罚极端无理行为之人，并为吓阻该行为人及他人于未来从事类似的行为而给予的赔偿。结合我国《消法》确定对恶意欺诈行为的惩罚性赔偿后出现的消费者积极维权可以大致看出该制度的功能及价值所在。一般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有以下四点功能：补偿，惩罚，威慑和激励。补偿即为对被侵权人的损失之进一步填补；惩罚是对恶意侵权人的“准刑罚性”的制裁；威慑是对恶意侵权者、意图恶意侵权者非法行为的吓阻；激励即是在经济因素上去激励被侵权人去维权，从而打击恶意侵权行为，维护特定领域内的秩序和安全（多是关护基本生存和健康的食品、产品领域）。从对该制度的功能分析中不难看出其优越的价值意义，这在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代表的恶意侵权事件频发的现实环境里愈显其璀璨光芒。 笔者认为，民法是“具有私法性质”的部门法，本不该“代刑法之庖”，但是考虑到一种制度的规定能对民事主体（尤其是被侵权人）的权益进行静态上、动态上更好的保护，我们就可以在立法中规定这一制度。从立法学上看，立法的首要原则是立法能达到立法的目的；《侵权责任法》第一条规定了它的立法目的，即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产品责任的出现，往往伴随着生命、健康、财产的损害或损失，严重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