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的放权和地方化.PDFVIP

第1章 中国城镇化的放权和地方化 截至2016年全国城镇常住人口7.9亿人，常住人口城 镇化水平达到57.35%，共有建制镇20515个（截至2015 年），其中建制镇建成区人口1.6亿人，占村镇总人口的 16.73%，镇区人口在10万人以上的特大镇有237个，5万 人口以上的镇有876个。从整体看，我国小城镇发展不能 满足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要，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1.1 小城镇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素 1.1.1 改变中的新型城镇化驱动因子 经济增长新常态对城镇化的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仍没 有全面复苏，国际贸易规模也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近年来，中国经济高 增长率开始放缓，长期以来依靠高投资率、高储蓄率，导致产能过剩消费下降 的局面正在改变。除库存和消化产能过剩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改革”，与过 去通过投资、消费和出口拉动GDP 的三驾马车的思路明显不同，通过国企改 革、简政放权、土地制度改革或减税等来释放经济活力。在消费升级过程中， 传统的吃住行比重在下降，而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新的消费比重 县 在上升，将带动一批与之相关的产业崛起。同时，轻资产行业的高增长，需要 辖 镇 级 利用资本市场来融资，带动非银金融行业的繁荣。随着城镇化步入中后期，大 市 研 城市化和城市群化方兴未艾，这些城市或城市群的住房需求暴涨在所难免。城 究 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寻求与资本和技术这两大要素 的最佳匹配而出现的人口流动现象。观察日本、德国和韩国三个国家的经济从 高速增长期转为中速增长期过程中城市化水平的变化，均表现为经济增长减速 拖累城镇化水平增速。例如，日本1946—1973年间经济平均增速从9.4%降至 1974—1983年的3.7%过程中，城市化水平的平均增速也从1%左右降至0.32% ； 西德1950—1969年经济平均增速从7.9% 降至1970—1979年的3.1%过程中，城市 化水平的平均增速也从1%左右降至0.16% ；韩国1953—1995年的经济平均增速 从8%降至1996—2008年的4.6%过程中，城市化水平的平均增速也从1.3%降至 0.25%。与之相对应，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增速也会因为经济增速下跌出现显著 的回落，年增城镇化水平将将从1.3%下降到0.7% ～0.8% 。 人口红利的作用将被弱化。中国过去经济高增长的诸多因素中，有很大 一部分来自非体制性因素，如人口红利、人口流动和勤勉文化传统偏好等。首 先，中国经济增速回落导致农民工数量增速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 据，2010年国农民工数量净增加1200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之后每年下降 200万左右。但是，2014年9月末—2015年9月末新增农民工数量几乎为零。其 次，人口老龄化。自2012年起，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并且每年减少 200万～300万，这直接导致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随着人口老龄化，购房购车 的主力群体（24 ～45岁）的人数也出现回落，这就进一步拉低了房地产投资增 002 速和大宗原材料的价格。第三，人口流动速度下降。随着农村劳动力数量的 减少，以及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农村转移人口也逐年减少，这种农村劳动 力数量减少和流动环节竞争减退，进一步导致人口流动速度趋缓。第四，低 生育率。中国目前的生育率是1.4 ～1.5 ，不仅大大低于全球2.5 的水平，而且 比发达国家平均1.7的水平还低。尽管已经实施新的全面二孩政策，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