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_近代中国社会改造思想论纲.docVIP

近代中国社会改造思想论纲 田玉才 （沈阳炮兵学院，辽宁 沈阳，110061） 一、社会改造是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主题 所谓社会改造，在近代中国的话语情境中，是指人们有意识地摆脱封建主义的羁绊，而入于超封建主义状态的历史过程，它有广、狭两个含义。狭义的社会改造是指以政治、经济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制度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改变。这是五四运动后兴起的社会改造思潮的含义。广义的社会改造除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外，还应包括人的改造，即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和风俗习惯从封建蒙昧状态向自由理性状态的转变。由于社会是由人构成的，制度是为人设计的，因此，说到社会改造，就不能回避人的改造，离开人的改造的社会改造是不全面的，也是不能成功的。职是之故，本文所谓的社会改造，是指广义的社会改造。它是制度改造和人的改造这两条主线密不可分、时刻互动、有机交织而成的历史变迁过程。其中，人的改造是社会改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最终目的则是人的全面自由而持续的发展。 根据社会改造的含义，我们可以说，在某种角度上，社会改造是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主题。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内部危机和民族危机是社会改造的因由，其中，社会危机是社会改造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十九世纪以来始终需要解决而并未彻底解决的问题。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是社会改造的外部原因和刺激因素，民族危机加剧了中国内部危机的程度并使其具有新的特点、出现新的问题，传统的危机处理方式已经无能为力，社会改造提上了历史日程；西学东渐为危机的处理和社会改造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解决方式。人的改造（改人性）与制度的革新（变制度）是社会改造的主要内容，救亡图存、富强独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社会改造的近期目标，理想的大同社会是社会改造的终极目标。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造思想萌芽于洋务运动后期，洋务运动本身在主观上并不是为了社会改造，在客观上却不自觉的充当了社会改造的工具，从而成为社会改造的先声。正是由于洋务运动的蔽端与失败，才在洋务运动后期出现了社会改造思想的萌芽。 中国近代是一个王朝危机、社会危机、民族危机互相纠结、互相影响的时代，而其中又以社会危机最为根本。在西方入侵前数十年，当历史跨入十九世纪的时候，不仅清王朝陷入王朝末年的统治危机之中，中国的封建社会也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这种“内部的危机远不只是秦汉以来王朝循环的又一次重演，明清数百年间出现的若干重大趋势，诸如人口激增与农业商业化等，经过长期累积，到乾嘉之际已造成传统中华帝国体制难以应付的复杂态势，致使内部动荡有了特殊的复杂性。”[1]这种复杂形势是由多种现象交织而成的，除了王朝衰落的因素外，更多地是明清以来持续不断的人口激增与商业化所造成的。“数亿规模的人口，大规模跨区域移民与流民，地方士绅权力的发展，农业大面积的商业化，区域内与区域间贸易的发展，水路交通的发达，城镇化的趋势，等等”，这些都是传统帝国体制难以控制的问题。另一方面，清帝国政治体制本身也正在发生深刻的衰败。除了历代都有的腐败外，人口激增、移民、基层社会的活力又使得官僚机器相应地更加低效率，商业化的发展则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为适应行政事务的繁剧而自发进行的若干调整，例如吏胥的增多，幕友制度的发展等，本身又带来了新的麻烦。随着人口激增，科举竞争愈益激烈，仕途任命与升迁也日趋艰难，加上清廷大规模地实施捐纳以缓解财政困难，在在都加剧了官场的裙带关系、贿赂公行。这一系列新旧交织的问题，对十九世纪前期的中国来说，是陌生而又困难的。[2]“问题已远不只是清王朝的衰落，而更是自‘秦汉规模’而成的中华帝国的基本制度本身，如何转型以吸纳新的变迁。”[3]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地主阶级内部，出现了要求社会改造的呼声。许多论者将思考的目标指向了基本的政治—社会体制即“为治大法”，提出了改革基本制度的种种设想。但“药方只贩古时丹”，这些设想的思想资源均未脱中国传统思想的藩蓠，而只是在“三代之世”的理想社会里兜圈子。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产生了新的民族危机，而且加剧了原有的内部社会危机，并使这一危机呈现出新的特点，体制内的改革已经远不足以解决问题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当汉族政权面临腐朽崩溃时，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曾数度使危机中的封建制度苟延残喘。但这一次，古老的中华民族承受的不再是落后的边疆少数民族——“蛮夷”的铁蹄，而是具有高度文明的西方资本主义血与火的洗礼，她不能再次从那些野蛮的刺激中变得年轻起来，而必须在洋人炮弹的火光和欧风美雨中获得新生。深重的民族危机说明了社会改造的紧迫性，西学东渐则为社会改造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但在鸦片战争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