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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篇文章 再决定做不做博后 如今科研圈的博士后越来越多，职位却越来越少，博士后出路何在？ 　　 ? 当索菲·蒂奥－雷斯蒂图托（Sophie Thuault-Restituito）的博士后生涯到达第12年时，她终于受够了。她在伦敦完成了第一期博士后研究工作，接着在2004年来到纽约大学开始了第二期。历经8年，换了两个实验室后，她还在那儿当博士后，仅靠外界资金来确保她的博士后资格并为她提供薪水。她对阿尔兹海默病的研究没能发表在高水平期刊上，这意味着她无法竞争美国或欧洲的学术职位。她热爱科学，也有着丰富的经验，但因家中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她需要更稳定的工作。“我的动机已经消失，我再也不想碰科研了，”她说。 ? 因此，在2013年，蒂奥－雷斯蒂图托在纽约大学找到了一份实验室管理经理的工作，主要负责协调建筑的维护，以及促进不同实验室之间的交流合作。她十分喜欢现在的工作，有确定的工作时间，同时也有更好的薪酬与福利。但在作出这一转变的同时，她也为结束研究生涯感到忧伤，并后悔自己浪费了多年时光追寻科研目标，最终又放弃。“我早该在五年前就结束博士后的，”她说道。 ? 蒂奥－雷斯蒂图托的经历，正是如今畸形的博士后系统的一个缩影。这些高度熟练的科学家是推进科学研究的主要动力，但他们往往却得不到很好的回报，也没有办法在学术界更进一步。近年来，科学界博士后的人数激增：仅仅在美国，2000年和2012年之间博士后的人数就增长了150%。然而，终身教授和其他全职工作岗位的数量却趋于稳定，在一些地方甚至是减少的。许多博士后选择到其他领域工作，但选择留在科研领域奋斗的博士后却被困住了。他们最终变成“永久博后”：做了一期又一期的博士后，在博后位置上一待就是好多年，其中有少部分人再也没有离开博士后岗位。2013年美国有40 000多名博士后，其中将近4 000人已经做了至少6年博士后了。 ? 这一问题在美国庞大的生物医药科研领域最为突出，但同样的趋势在其他国家和专业领域也蔓延开来。造成该现象的一方面原因是经济因素：博士后的工资一直较低——往往比研究生的助学金和学费还要低。“我们一直以来的激励措施都是错的，”在佐治亚州立大学研究科学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学家葆拉·斯蒂芬（Paula Stephan）说道，“我们把博士后变成了廉价劳动力，这样项目负责人就会更愿意聘请他们。” ? 关于博士后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激烈。2014年12月，美国国家科学院召集了一个委员会，发布了一项报告，旨在提醒大家关注并改善博士后的困境。该委员会呼吁给博士后加薪，将推荐起薪从42 840美元涨至50 000美元，并且限制博士后时长为最多5年。美国不少资深科学家一直在督促对科学劳动力进行整体改革，而博士后供大于求则被定为最为紧要的问题之一。 ? 专家承认这种改变很难实现，毕竟早在15年前，美国国家科学院就已经给出了相似的建议，却收效甚微。但一些机构和国家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美国的几所大学已经开始实施五年任期限制；新西兰则通过大幅削减博士后职位数量而无意间缩小了成为博士后的通道；一些实验室也正在给“永久博后”们提供更为稳定、更为高薪的职位。而其他热衷于帮助博士后的科学家正在密切关注这些措施的结果。“一直以来，我们都面临着培养出的科学家总数多于能提供的职位数目这一隐忧，但现在该问题造成的压力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校长、研究劳动力问题的雪莉· 蒂尔曼（Shirley Tilghman）说，“必须要做出一些改变了。” ? 给博士后固定任期 早在2008年，当蒂奥－雷斯蒂图托还在那里当博士后的时候，纽约大学医学院就决定尝试一个不讨喜的措施：强制要求博士后职位的任期最多只能到五年——包括在其他机构访问或交换的时间。2014年，那里大约400名博士后中有35位因为时间到期而不得不离开。这种时间限制对那些不得不离开的人来说是十分痛苦的，基思·米科利（Keith Micoli）说，他是美国国家博士后协会的主席，也是纽约大学医学院博士后项目的主任。“人们纷纷反对这一做法，让我陷入了一个道德困境：对一个博士后来说怎样做是最好的，而对整个博士后群体来说，又该怎样做才是最好的？” ? 米科利认为任期限制能够解决两大问题：第一是“再等一年吧，再等一年实验就做好了，论文也写好了”综合征，博士后们总认为他们必须不断为自己的学术简历添砖加瓦，完善到不能再完善的程度才能出去求职；第二是无限期地赖在博士后位置上，甚至直到最后他/她的导师退休了，而自己却还没有工作，这种情况米科利自己也遇到过。米科利说，有一个硬性截止日期可以迫使博士后作出职业选择，并能“使他们变得更好”。在2014年离开纽约大学的博士后中，大约一半的人得到了教职，另一半则离开了学术界。 ? 其他主要的研究型大学，比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以及北卡罗来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