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走出劳动研究之愁城.docVIP

当代文化研究 / 2012-11-7 编者按：本文有三个启发点，一是揭示劳动研究范式的西方产业关系理论根源，把“面具”轻轻摘下（可另见本站南迪一文）；二是提出劳资矛盾中的建构性动力，并非只有破坏性一面，与后马克思拉克劳流派暗合；三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列斐伏尔）重提中国传统的协商“基因/明因”（另见“圆桌”刘大任一文）。劳动意味着什么，学理vs.民间，可另见本站最新快评进行对读。谢谢围观 走出劳动研究之愁城 冯同庆 盛夏的北京，多国劳工研究学者聚首，ILO（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韩裔高级顾问李昌徽（Chang-Hee Lee）即将卸任赴日内瓦总部任职。当着众多老朋友的面，他大发感慨，我驻中国6年之久，好像天天都在看到中国进步，又好像天天感觉中国劳动问题之严重，颇为惆怅。他经历过韩国经济起飞和民主化过程，是当时学潮、工潮的参与者。为中国读者熟知的韩裔美国学者具海根的《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记录的就是他们的足迹。他为韩国斗争性工会的成长甚为自豪，又对其后来形成的垄断和不妥协给社会带来的伤害深深忧虑。中国经济改革后，一些韩国学生到北京求学，甚至读博，专攻中国劳工研究，也是希望摆脱上述忧虑，看能否在中国寻找到更好的出路。李昌徽更是想以ILO“官员”的身份，做这样的探寻。我问他赴日内瓦是否是高升了，他淡然一笑说，哪比得了在中国的工作，这里多么丰富多彩啊！ 李昌徽言罢，有同感者众。澳大利亚著名中国研究学者陈佩华（Anita Chan） 尤为激情涌动，她说，我做中国劳工研究是觉得有希望，20多年研究下来，真有希望吗？怎么这么渺茫？她对中国研究的介入比李昌徽早得多，20世纪80年代因其《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和经历》（渤海湾出版公司1988）中译出版而为中国读者所知晓，90年代其《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中译出版更奠定了她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因为抱着希望，她在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欣然转入中国劳工研究，陆续推出了被学术界公认的有分量的成果。如“中国、组合主义及东亚模式”、“革命乎？组合主义乎？——后毛泽东时期的工会和工人运动”、“职工代表大会：治理时代职工利益集中表达的制度化渠道”、“关于中国工厂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中职工及工会参与状况的调查”、“一个中国单位社区的内部政治：国有企业职工影响企业决策的个案研究”、“国际工会运动与中国集体谈判的前景”等。 李昌徽和陈佩华的感慨，让我深受触动。我做中国劳动研究近30年，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个人在改革开放后研究中国劳动问题的一些成果，是首先经陈佩华介绍到国际上，进而与国际劳动学术界开始了交往。李昌徽常驻中国期间，与我们有多种方式的互动，彼此取长补短。我很看重这二位学者，一是他们通晓中文和尊重中国的国情，二是他们的研究范式在国际上也是前卫和务实的。 目前中国流行的劳动研究范式，源于西方产业关系理论的当代范式。本来，产业关系理论中包含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内容。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产生的广泛影响，其它产业关系理论被遮蔽，直至改革开放后才又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最初的研究范式，是“无所不包”的，研究雇佣关系的所有方面。进入当代，却集中于工会和集体谈判的内容。这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推行，工会和集体谈判成为研究的重点，导致研究内容被慢慢收窄，这被称为当代范式。中国改革开放后，借鉴西方产业关系理论，多数以盛行的当代范式为重点。这种研究有助于揭示劳动问题的本质，强调集体谈判解决矛盾的普遍性作用。运用于纺织业、白色家电业、汽车业、职业安全、群体罢工、人机比例等劳动问题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果。 上述二位学者，却认为，集体谈判的作用固然不容置疑，而在中国可能有更好的选择。劳动研究中有一种共识，如果劳动者的利益通过工会的团体交涉和集体谈判来表达和确定，在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流动程度、社会保障和相关制度不成熟的条件下，具有风险和对抗性（Class Antagonism）。因此，他们重视中国传统的员工参与制度，认为这与集体谈判制度结合更为理性、可行、可控、有益。陈佩华认为，中国员工参与制度属组合主义（Corporatism）范畴，通过体制内改良或调整，容纳不同利益主体相互博弈而达至合作，是更优的选择。她在中国的制鞋、制酒、纺织、汽车、商业等做了大量实证调查和理论研究，还建言相关部门应该创新出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的模式。其主要成果收入了《中国经验：转型社会的企业治理与职工民主参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李昌徽也有相同的分析和主张，认为人们讲到劳动关系都会想到强化工会忽视企业雇主。雇主不愿承担工人的社保障，成立雇主组织就能将风险社会化，迫使承担责任将企业和工会纳入更大的集体可以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