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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的霸权转移？中国和美国权力的原动力 作者：马克·比森（Mark Beeson） [西澳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学院，政治学与国际关系专业教授] 摘要：“中国的崛起”被很多观察家看做是一个在东亚地区不可避免的霸权竞争的前兆。至少，中国在东亚影响力的增长似乎将以牺牲美国的利益为代价。这是否会最终导向一种“霸权转移”的形式仍旧不明确。因此，这正是思考中美在东亚的相对优势和弱势的一个恰当时机。本文认为相比一些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对霸权的理解所让我们坚信的，霸权竞争和转移的性质要更加的不确定和复杂。 导论 “中国崛起”确实是21世纪国际政治体系的重要最重要特征和影响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引发了显著的和空前的经济扩张，这既影响了中国本身，又对那些历史上一直是该中心的一部分的地区产生了影响。然而，这种中国经济近期的快速变化并未受到普遍的热情欢迎。相对的，对一些在国际事务方面的知名观察员，特别是美国的观察员来说，中国崛起是一种不可避免但又不受欢迎的变化的预兆。比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就表示“一个富裕的中国并非仅仅是一种权力现状，而且是一种趋向实现地区霸权的侵略性状态”。这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所涉及的含义是很明确的：中国应该受到抑制，它的经济发展应该放缓，并且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发生的美国地位的下降应该尽可能的拖延。虽然像米尔斯·海默这样的一些观点并非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唯一影响，但是他们却反映了一种无论是在美国或者其它地方都非常知名的学派的观点，这些观点相信如果在中国和美国在争夺主导地位上不发生完全冲突的前提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重新崛起至少是预示着东亚地区霸权的转移。 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新鲜。霸权的竞争和转移是不可避免的以及国家间体系的周期性特征，这些观点已经被学者们从多个角度的研究中提出，本文的第一部分将对其中的一些观点做简要的分析。但是，我们有理由质疑这种占主导地位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是否能抓住中国进入当代国际秩序以及美国权力多面性的复杂本质。举例来说，虽然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备受关注，但是可能出现一个结合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5000万左右的东南亚“海外华侨华人”的“大中国”，从而使中国的影响和权力更加具有潜在的跨国性质。同样，虽然美国的影响力和权力正在无情的减弱的确是事实并且已成为陈词滥调，但是美国仍旧保持着一种对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习惯的持久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并不是仅仅通过一则针对其外交政策或战略的独家新闻就能够容易理解的。 尽管仅仅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可能存在限制，但是考察东亚地区霸权转移的前景仍旧是一项有用的训练，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它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来探索关于目前在东亚地区正在进行的经济和战略变化其次，它强调中国和美国的相对优势和弱点，并举例说明复杂常常是自相矛盾的相互依存关系。一中国的崛起的分析，无论各种霸权过渡理论他们可能都需要迅速重新思考：中心辐射型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Bamett)和雷蒙德杜瓦尔(Raymond Duvall)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反作用盖布里尔考尔科（Gabriel Kolko）约翰斯顿显然对国家行为的期望（David Shambaugh）熊布思林Shaun Breslin）所指出的，中国最近的经济发展是在非常低的起点上，尽管持续的经济增长率惊人，但是人均收入远低于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同样重要的是，其对中国在国际劳动分工中地位的长期影响存在着疑虑。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一部分的独特、重要和持久的大规模国外投资可能支撑着其正在进行的改造的规模，但它也有助于解释中国整合到全球和区域生产性网络中往往存在附属性。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增长已经被外国企业所控制，而这些就占据了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一半还多，在这当中更为细化的一半是对进口制成品的零件的简单组装和加工并最终将其出口。在某些方面，中国与几十年前东南亚的“伪资本主义”表现的异曲同工，尽管已经有迹象表明中国正在向更加复杂的制造业形势转变。在任何情况下，中国的庞大规模意味着即使是作为一个主要的出口平台，中国也正在整个东亚地区引起主要的经济转型。 关于中国在地区和全球生产性网络中的地位有许多要点是值得强调的。首先最重要的是，就声称中国成为霸权国的可能性而言，中国经济扩张并非是以牺牲其邻国利益为代价的。相反，东亚地区之所以能够从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很好的恢复过来是因为该地区——包括日本——基本上都能从与中国迅速扩张的贸易顺差中获益。然而，与日本明显没有在该地区发挥政治经济上的领导作用所不同的是，中国一直对国外投资实行开放政策。最近，中国也开始扮演地区经济增长的引擎角色，吸引进口，建立其自身在日益一体化的地区性生产网络的中心地位，并逐渐使该地区对美国的依赖性减弱。 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