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勾结虚报面积骗取拆迁补偿款该如何定性.doc

内外勾结虚报面积骗取拆迁补偿款该如何定性 　　案情简介 　　吕某系甲市A区拆迁办工作人员，被告人张某系甲市A区的个体业主。2003年3月，甲市A区为进行其辖区内的道路拓宽改造工程，需拆迁部分建筑物，遂指派甲市A区拆迁办具体负责拆迁。2003年5月，张某通过办理虚假《房地产价格评估表》的方法，将其兄一处房产面积虚增340平方米，并请吕某帮忙，希望能使其兄多得拆迁补偿款。吕某为徇私利，明知张某提供的《房地产价格评估表》中的房产面积虚假，仍依虚假房产面积与张某之兄签订拆迁补偿协议，致使张某之兄多得拆迁补偿款21万元(整个过程，张某之兄并不知情)。 　　分歧意见 　　对于本案行为人吕某、张某的行为应如何认定，存在以下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吕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张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理由如下：张某为使其兄非法多得拆迁补偿款，主动与拆迁办工作人员吕某勾结，是该共同犯罪中的核心角色，根据“部分犯罪共同说”，首先在诈骗罪的范围内成立共犯。在此限度内，张某是实行犯，应当认定张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吕某是帮助犯，亦构成了诈骗罪的共犯。但同时吕某的行为又触犯了滥用职权罪，即吕某的行为属于想象竞合犯，应依照想象竞合犯的处断原则对吕某的行为进行处理。结合本案案情，吕某诈骗罪的法定刑显然大于滥用职权罪的法定刑，对吕某以诈骗罪的共犯论处较为合适。 　　第二种意见认为，吕某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张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如下：吕某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徇私利而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而张某不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其行为不符合滥用职权罪的主体构成要件，因此，张某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另外，张某通过为其兄办理假的房地产价格评估表虚增房产面积，伙同吕某骗取数额较大公共财产的行为，也不能构成诈骗罪。原因在于，张某伙同吕某骗取公共财产的目的并非是想将骗取的公共财产归本人不法所有，而是归其兄非法所有，其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以不法占有为目的”。张某的行为也不符合刑法规定的其他罪名的构成要件，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被告人张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吕某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张某的行为亦构成滥用职权罪。 　　评析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一)吕某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而非诈骗罪。 　　首先，认定吕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张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是根据确定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犯罪的性质的学说之一———“核心角色决定说”推理而来，具体理由如上述第一种意见。该说认为，确定共同犯罪的性质，除了要考虑实行犯的犯罪性质外，还要考察共同犯罪中的核心角色(核心角色的确定须综合主体身份、主观内容、客观行为以及主要的被害法益等方面来考察)，从而确定共同犯罪的性质，进而再考察各行为人的行为所触犯的罪名，再比较法定刑的轻重，最后决定定罪。但这个学说的缺陷在于对核心角色的认定标准模糊，从实践看针对个案确定核心角色并不容易。结合本案，张某为了使其兄非法多得拆迁补偿款而勾结拆迁办工作人员吕某，当确定张某系该共同犯罪的核心角色时，如果吕某也是为了徇私利而同样勾结张某，这就产生了两个核心角色，究竟是以诈骗罪还是以滥用职权罪确定共同犯罪的性质就难以确定。因此，以“核心角色说”为理论基础，得出吕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其次，如依据“核心角色决定说”，得出拆迁办工作人员吕某是诈骗罪的共犯，同时又触犯了滥用职权罪。那么，是否应依照想象竞合犯实行从一重处断的原则来确定吕某的罪名呢?对此，笔者赞同有关学者的观点，即“在共犯与正犯相竞合的情况下，应以正犯论处。因为正犯是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类型，而共犯是刑法总则规定的犯罪形态，刑法总则的规定是对刑法分则规定的补充，在已有分则规定的情况下，应以分则论处。在这个意义上说，刑法分则规定优于刑法总则的效力。因此，在共犯与正犯相竞合的情况下，应以正犯论处”。①结合本案，吕某是诈骗罪的共犯，是滥用职权罪的正犯，因此，应认定吕某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而非诈骗罪。 　　(二)张某的行为构成犯罪。如上所述，根据确定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犯罪的性质的学说之一———“核心角色决定说”，可以得出张某的行为可能构成诈骗罪的结论。但也有观点认为，虽然张某伙同吕某骗取了数额较大的拆迁补偿款，但因为骗取拆迁补偿款并非想归本人不法所有，不符合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以不法占有为目的”，不构成诈骗罪。笔者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诈骗罪中不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除了包含以行为人本人不法占有为目的，还包含以使第三人不法占有为目的。首先，刑法或者刑法理论要求以不法占有为目的，无非是要表明行为人是为了永久性地剥夺他人的财产，并遵从财物的经济用途进行利用，从而说行为对法益的侵犯程度，表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