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中媒婆的重要作用.docVIP

“三言”、“二拍”中媒婆的重要作用 　　文学不仅是一种艺术现象，同时还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它的出现是作家根据自身独特的世界观对社会现实的艺术创造，它不仅是自身艺术审美和感悟的结晶，还记载了孕育它的民族、时代和社会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有着珍贵的审美价值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阐释就是对历史背景的重现和“获得生命的存在”。 　　“三言”、“二拍”作为明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具有“史”的价值。明代中后期社会处于变革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它的出现是对中国封建统治基础的小农经济的冲击，同时也是对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封建统治思想的严峻挑战。随着市民阶层的扩大，“存天理，灭人欲”的陈腐观念开始被人质疑，涌现了王阳明、李贽等要求解放人性的的启蒙家。而冯梦龙和凌濛初是他们思想的追随者，在为正统文学不耻的“妾小说”中大量描写了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和男欢女爱的情感生活，这是对正统文学的一种挑战，熔铸了时代下的新风气。而在“三言”、“二拍”中媒婆作为复杂世相的一个被批判的组成部分，却起到了“小角色，大作用”的效果，给人印象深刻。在作者笔下，她们是家庭收入的创造者，也是闺阁女性连接墙院之外的桥梁，她们巧言善辩、唯利是图，却也是时代桎梏的一丝曙光，成为文学变革的先行者。 　　一、社会转型的见证者 　　韦勒克与沃伦曾说：“文学作品最直接的背景就是它语言上和文学上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又要受到总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一般说来，文学与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之间的联系是远为间接的。”在“三言”、“二拍”中两位作者都在试图建构这种“背景”，反映那个时代下的经济、政治变化和个体精神的形成。而媒婆走街串巷的步伐不仅踏出了历史的轨迹，同时其匆忙有力的步伐声也影响着社会的现在和未来。 　　中国有着悠久的媒妁文化，尤其在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背景下，她们成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下左右婚姻的重要力量。在封建男权制度中，女性没有经济地位，被束缚于闺阁之中，而媒人的产生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男权对女性的掌控，它是父权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她们被统治者赋予正当的、合乎伦理道德的社会身份，受到统治者的保护。“处女无媒，老且不嫁”，媒妁成为缔结婚姻的重要基石。在“妇无外行”的社会传统中，她们是最先被社会认可的可以“足履阈外”的女性。 　　但在每个时代媒妁也有着各自不同社会的文化内涵。明中后期，政治腐败，社会风气腐朽不堪；经济上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金钱的诱惑下，市民队伍逐渐扩大；而思想界在“情、理、欲”的矛盾中更为直接地对传统思想进行了批判和要求对封建秩序进行整建，而这些都充分有力的反映在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三言”、“二拍”之中，尤其是历来不被文学创作者重视的媒婆这一文学配角，在“三言”、“二拍”得到大量涉及，成为这一时期新的社会形态出现的见证者。这些社会变化使得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复苏，在经济潮流中，市人“逐利”的风气也吹进了更多的家庭，在有限的女性职业中，更多的女性开始摆脱男权的藩篱，走出家门，加入到媒妁行业。庞大的队伍和对金钱的渴望使她们逐渐摆脱了官媒的控制，成为社会上十分活跃的社会职业——私媒。她们不再仅仅依附于男性，而成为家庭收入的重要劳动力。经济地位决定政治地位，她们虽然困囿于男权思想中，但却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有了一定的话语权。这也促使她们“东家走，西家走，两脚奔波气常吼”，有了很强的职业意识和职业愿望，成为新的社会形态下的转变者之一。如《醒世恒言》卷七高赞欲替女儿择风流佳婿的消息一传出，众多媒人出于对高额媒妁礼的渴望而趋之若鹜，各显神通与同行竞争。也只有生活在这个社会生活日益商业化的时代下，才可能出现如此场面。但是在“上梁不正，下梁歪”社会不正风气下，在金钱的诱惑中，“诚、信、仁、义”的商业道德崩塌，媒人也沾染了堕落的商业文化气息。《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中说：“看来世间听不得的最是媒人的口，他要说了穷，石崇也无立锥之地；他要说了富，范丹也有万顷之财。正是富贵随口定，美丑趁心生。再无一句实话的。” 　　她们由于自身的知识水平限制和时代腐朽风气影响，做着唯利是图的勾当。但是在新思潮的吹袭中，封建思想对她们的束缚较之以往要松弛很多，使她们有了更大的空间活跃在男权社会中。因此，虽然她们在现实与艺术中一直属于配角地位，却是包涵着丰厚历史内容的文学典型，成为读者通过文学认识特定时代生活的方式之一。 　　二、女性解放的牵引者 　　中国古代，女性长期束缚在封建礼教道德规范下，“丧失了自我，丧失了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和思想品格”。但在明代中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新思潮的涌现，一股新的价值追求和审美观念，开始向传统伦理文化发出挑战。而被“三从四德”束缚在庭院中的女性也在这个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开始疏离传统道德规约，而这其中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