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无题诗与“兴寄”.docVIP

李商隐无题诗与“兴寄” 齐齐哈尔天气预报 /tianqi/qqhr/dlong 　　摘要：“兴寄”说是唐代重要诗学理论，李商隐是晚唐颇具代表性的诗人。将两者联系起来，深入研究“兴寄”理论与诗人“沉博绝丽”“深情绵渺”的独特诗歌风格之间的关系，以及无题诗的“比兴寄托”特征，可以揭示出诗歌理论与诗人风格形成之间的相互关系，借以呈现晚唐诗歌“兴寄”风貌特征。 　　 　　 　　李商隐是继李、杜之后，晚唐诗坛又一位集大成的诗人。作为晚唐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他对“兴寄”说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并将其深入贯穿于诗歌创作，而形成了其 “沉博绝丽”“深情绵渺”的独特诗歌风格。诗人的“兴寄”的诗歌理论在《樊南文集》中有比较集中的论述，重要的篇章有《献侍郎钜鹿公启》《上崔华州书》《与陶进士书》《谢东河公和诗启》。其中《献侍郎钜鹿公启》可谓是其诗论纲领： 　　夫元黄备采者绣之用，清越为乐者玉之奇。固以虑合元机，运清俗累，陟降於四始之际，优游於六义之中。窃计前时，承荣内署，柏台侍宴，熊馆从畋。式以《风》《骚》，仰陪天籁，动沛中之旧老，骇汾水之佳人。非首义於论思，实终篇於润色。光传乐录，道焕诗家。况属词之工，言志为最。自鲁毛兆轨，苏李扬声，代有遗音，时无绝响。虽古今异制，而律吕同归。我朝以来，此道尤盛。皆陷於偏巧，罕或兼材。枕石漱流，则尚於枯槁寂寥之句；攀鳞附翼，则先於骄奢艳佚之篇。推李、杜则怨剌居多，效沈、宋则绮靡为甚。至於秉无私之刀尺，立莫测之门墙，自非托於降神，安可定夫众制？伏惟阁下，比其馀力，廓此大中，足使同寮，尽怀博我。不知学者，谁可起予。某比兴非工，颛蒙有素。然早闻长者之论，夙托词人之末。淹翔下位，欣托知音，贺之诚，翰墨无寄。况乎仲氏，实预诸生，荣沾洙泗之风，高列偃商之位。仰惟厚德，愿沐馀辉。辄庆鄙词，上攀清唱。闻郢中之白雪，愧列千人；比齐日之黄门，惭非八米。干冒尊重，伏用兢惶。其诗五言二首，谨封如别。[1] 　　李商隐明确提出了“风骚比兴”不拘泥于“讽喻美刺”政教内容的观点，从诗歌艺术的角度对“比兴”进行了论述，强调“比兴”作为艺术手法的功能和作用，这是对中唐以白居易为代表，片面强调“讽喻美刺”思想内容的现实主义诗论的一次有力的反拨。诗人一方面肯定了诗歌必须具有现实主义价值内容，“光传乐录，道焕诗家。况属词之工，言志为最”；反对过分地追求形式主义“皆陷於偏巧，罕或兼材”，“先於骄奢艳佚之篇。推李、杜则怨剌”，“效沈、宋则绮靡为甚”。另一方面，强调“比兴”作为诗歌表现存在的独立艺术价值，“非首义於论思，实终篇於润色”，“某比兴非工，颛蒙有素。”；反对过于偏重诗歌内容，而丧失了诗歌基本审美价值，“推李、杜则怨剌居多”。诗人主张将“比兴”讽谕怨刺的内容与委婉曲折的形式结合起来，“为芳 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楚雨含情皆有托”(《梓州罢吟寄同舍》)，“巧啭岂能无本意”(《流莺》)，这与“兴寄”说本质内涵特征既强调思想性现实主义价值，又强调艺术性审美价值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说李商隐对“兴寄”说的认识，是晚唐诗人中较为全面真实反映诗歌本质规律的。 　　 　　一、“沉博”“绵渺”与“兴寄” 　　 　　李商隐的诗歌风格往往被称为“沉博绝丽”[2]，语出清朱鹤龄《笺注李义山诗集序》(《愚庵小集卷七》)。“绝丽”一般指文辞修饰、语言华丽，这里我们暂且撇开不论，先来看看“沉博”一词，它最容易使人联想到的是杜甫诗风之“沉郁”，李商隐“沉博”风格的形成也受了杜甫的影响。宋代《蔡宽夫诗话》称：“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3]清人薛雪也说，“李玉?无疵可议，要知有少陵，后有玉?，更无有他人可任鼓吹，有唐惟此二公而已。”[4](713) (《一瓢诗话》)沈德潜《说诗?语卷上》：“义山近体，襞绩重重，长於讽谕。中多借题摅抱，遭时之变，不得不隐也。咏史十数章，得杜陵一体。”[5](《一瓢诗话》)所谓“沉博”主要指的是诗歌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性，“沉博”指的是思想深沉、厚重、渊博、深长。此风格的形成与诗人所处的特殊政治环境和心理特征密切相关。诗人一生陷于牛李党争政治漩涡之中，于夹缝中求生存，一方面有着治国天下政治理想和抱负，另一方面个人命运不济，生活潦倒；一方面希望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个性软弱、内向、敏感、忧郁。这使得诗人积极的政治情绪与消极的个人心理因素交织郁结心中难以消解，勇于担负历史使命的士大夫精神气 质、社会责任感与懦弱的性格之间相互斗争、各有消长，最终难以在诗歌中完成彻底、鲜明、直露地表达。于是在创作批判社会现实的诗歌作品 时，往往借助 “比兴”手法以寄托其主题思想，隐晦曲折、言此意彼，呈现出“沉博”风格。清人朱鹤龄说：“古人之不得意于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遥情于婉娈，结深怨于蹇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