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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之完善——以人身自由保障为视角-法律 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之完善——以人身自由保障为视角 唐忠民，陈绍辉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1 120） 摘要：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强制医疗与人身自由之间始终有着难以消解的紧张关系。在防卫社会与个人自由的两端，我国的强制医疗制度明显偏向于防卫社会而忽视人身自由的保护；基于本人健康利益或公共利益之维护，通过强制医疗限制人身自由固然具有正当性，但这并不足以消解其内在的合法性困境。尽管《精神卫生法》已化解强制医疗的合法性问题，但该法所确立的以医学专业为主导的强制医疗程序对人身自由的保障仍存在诸多不足。从充分保障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权出发，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强制医疗制度，建立以人权保障为取向的强制医疗程序。 关键词 ：人身自由；强制医疗；精神病人；精神卫生法；精神疾病 中图分类号：DF7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4)10-0022-08 在我国，精神疾病已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和公共卫生问题。据统计，我国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数超过1600万，其中只有20%的患者能够得到住院治疗，另外1300万人流散在社会中。大量精神病人无法接受治疗而流落社会，不仅严重危害患者本人的健康，也给社会安全和秩序带来隐患。研究表明，在我国精神疾病是导致自杀的重要因素，60%的自杀死亡者和40 010的自杀未遂者在自杀时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包括抑郁症、强迫症、焦虑症、恐怖症等纠。因此，从保障患者本人的健康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对拒绝治疗的精神病人采取强制治疗措施无疑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然而，强制医疗作为严重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其对人身自由的限制程度及其消极影响可能并不亚于刑罚。一旦偏离人权保障的轨道，或一味出于防卫社会之目的，强制医疗很可能沦为社会控制之手段，甚至“成为包括公权力在内的强势群体合法、合理地侵犯公民权利的理想选”…‘纠。因此，强制医疗与人身自由之间始终存在难以消解的紧张关系，如何在权利保障与公权力的干预及公共利益之间达致平衡是立法和实践中需要认真对待和考量的难题。本文通过梳理强制医疗制度在我国的演进发展，分析以防卫社会为取向的强制医疗模式的确立及其内在困境。即便《精神卫生法》使强制医疗的合法性问题得以化解，但该法所确立的以医学专业为主导的强制医疗程序对人身自由的保障仍存在诸多不足。因此，从充分保障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权出发，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强制医疗制度，从而建立以人权保障为取向的强制医疗程序。 一、我国强制医疗制度的发展变迁及其内在困境 （一）精神疾病的控制：从家庭隔离到强制医疗 精神疾病是一个古老而充满争议的话题，或许有人类以来，这种疾病就以不同形式出现，对精神病和精神病人的控制也就成为人类永恒的难题。在中国古代，“狂”、“癫狂”、“躁”、“谵妄”等被视为精神异常行为。《黄帝内经·灵枢》癫狂篇对精神疾病的症状详加描述：“狂始发，少卧不饥，自高贤也，自辨智也，自尊贵也，善骂詈，日夜不休。”①《黄帝内经·素问》阳明脉篇的描述则更为形象：“病甚则弃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数日，逾垣上屋，所上之处，皆非其素所能也……其妄言骂詈，不避亲疏而歌……”②值得注意的是，中医学对精神病的认识与解释与其他疾病没有任何区别，如将疯癫的病因归结为七情六淫以及疫疠伏气对人过度侵袭，将其的病理阐释为阴阳失调、脏腑失调、经络失调或气血失调等。因此，对于古典的中国医学来说，区别肉体与精神，把它们看成相异的东西是不可思议的，类似行为失调的癫狂症状被认为只是生理机能失调的一个表现。在医疗记录中，没有证据涉及把疯癫原因归结为道德堕落的伦理性行为，这与18世纪晚期英国乃至西方把疯癫与道德相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取向是迥然有别的。这或许是中国古代对精神病人的处置不同于西方的原因之一。 在近代以前，对精神病人的处置“始终摇摆于法律空间和家庭空间之间”，并未形成类似西方中世纪以来的独立的“医疗空间”，而且“不论摇摆到哪一类空间之中，疯癫禁闭的最终目的都是从社会安全与稳定的角度出发而实施的，与医学意义上的疾病治疗无关。”也就是说，家庭和家族社区始终承担着禁闭和管制精神病人的功能，只有在家庭已全无能力控制疯人的情况下，才会考虑转移至法律空间中进行监督，后者则是由官府将精神病人关入监狱。或许是医疗模式的不同，中国古代从未建立对精神病人集中管理和治疗的“医疗空间”，不论是医院，还是收容居无定所的流浪者的“收容院”或“救济院”。个中原因恐怕在于传统的家庭和宗族能够发挥隔离禁闭使精神病人不至于危害社会的功能，儒家伦理和宗族思想也难以接受将患者送至家庭之外的陌生空间接受治疗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