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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纠纷解决机制 田 艳 2009年9月 一、国家法中的纠纷解决方式 （一）诉讼 （二）调解 （三）协商 A《乌苏里船歌》案 该案的原告是黑龙江省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人民政府；被告是郭颂、中央电视台和北京北辰购物中心。 ???? 《想情郎》是一首世代流传在乌苏里江流域赫哲族中的民间曲调，已无法考证该曲调的最初形成时间和创作人。该曲调在20世纪50年代末第一次被记录下来。在同一时期，还首次收集记录了与上述曲调基本相同的赫哲族歌曲《狩猎的哥哥回来了》。1962年，郭颂、汪云才、胡小石到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族聚居区进行采风，收集到了包括《想情郎》等在内的赫哲族民间曲调。在此基础上，郭颂、汪云才、胡小石共同创作完成了《乌苏里船歌》音乐作品。 《乌苏里船歌》的主部即中部主题曲调与《想情郎》、《狩猎的哥哥回来了》的曲调基本相同，《乌苏里船歌》的引子及尾声为创作。1963年，该音乐作品首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了录制，署名：东北赫哲族民歌。1964年，该歌曲《乌苏里船歌》发表时署名：赫哲族民歌，汪云才、郭颂编曲。 1999年11月，中央电视台与南宁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了“1999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开幕式晚会。在郭颂演唱完《乌苏里船歌》后，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说：刚才郭颂老师演唱的《乌苏里船歌》明明是一首创作歌曲，但我们一直以为它是赫哲族人的传统民歌。 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组委会将此次开幕式晚会录制成VCD光盘。北辰购物中心销售的刊载《乌苏里船歌》音乐作品的各类出版物上，署名方式均为“作曲：汪云才、郭颂”。 原告赫哲族乡政府诉称：《乌苏里船歌》是基于赫哲族人民在长期劳动和生活中逐渐产生的反映赫哲族民族特点、精神风貌和文化特征的民歌曲调改编完成。涉案赫哲族民间曲调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应当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赫哲族人民依法享有署名权等精神权利和获得报酬权等经济权利。 被告的行为侵犯了上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伤害了每一位赫哲族人的自尊心和民族感情。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乌苏里船歌》数次，说明其为赫哲族民歌，并对侵犯著作权之事做出道歉；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四十万元，精神损失十万元。 被告辩称：《乌苏里船歌》是郭颂、胡小石、汪云才借鉴西洋音乐的创作手法共同创作的。该作品使全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少的民族为世界所了解。目前全国赫哲族成建制的民族乡有三个，原告只是其中之一，他们无资格和理由代表全体赫哲族人提起诉讼。 以《想情郎》为代表的赫哲族民间传统曲调，只是一首古老的四句萧曲，并没有歌词，而《乌苏里船歌》既有新创作的曲子又有歌词。郭颂坚持《乌苏里船歌》是其创作的歌曲，不同意原告的侵权指控。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委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从作曲的专业角度对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与《想情郎》等曲调进行技术分析鉴定。鉴定报告结论是：《乌苏里船歌》是在《想情郎》等赫哲族民歌的曲调基础上编曲或改编而成。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作为民族乡政府既是赫哲族部分群体的政治代表，也是赫哲族部分群体公共利益的代表。在赫哲族民间文学艺术可能受到侵害时，鉴于权利主体状态的特殊性，为维护本区域内的赫哲族公众的权益，原告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以《想情郎》和《狩猎的哥哥回来了》为代表，世代在赫哲族中流传的民间音乐曲调，属于赫哲族传统的一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形式。《乌苏里船歌》作为一首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民歌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主曲调是郭颂等人在赫哲族民间曲调《想情郎》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再创作，改编完成的作品。郭颂等人在使用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时，应客观地注明该歌曲曲调是源于赫哲族传统民间曲调改编的作品。 据此，2002年12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黑龙江省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政府诉郭颂、中央电视台、北京北辰购物中心侵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纠纷，做出认定《乌苏里船歌》系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而成的一审判决。判决主要内容为：郭颂、中央电视台以任何方式再使用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时，应当注明“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郭颂、中央电视台在《法制日报》上发表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系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的声明；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被告郭颂及中央电视台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03年12月17日，北京市高法终审维持了二中院的一审判决。 赫哲族文化权利的主体问题 本案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原告是否有权代表赫哲族来提起诉讼。有学者认为，赫哲族人是赫哲族民歌《想情郎》事实上的权利主体。在本案中，原告根据《宪法》第119条、《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以及地方政府制定的《民族乡条例》的相关规定，代表少数民族利益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或民族乡有管理、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权利，是适格的诉讼主体。 正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