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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贫困的解决之道2013年前夕，中国的新任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走进了河北省阜平县骆驼湾村唐荣斌的家。在这个即将跨入新年的特殊时刻，习近平在唐家的炕头上提出疑问：一年下来有多少收入？粮食够不够吃？过冬的棉被有没有？取暖的煤炭够不够？对于骆驼湾村的村民来说，北京距离很近，但其繁华和现代，却与这里的落后恍如隔世。村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多拿到些补助款，衣食无忧，不再为买粮发愁。当北京的现代化和山区农村的贫困日益拉大，扶贫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按照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标准，中国尚有1.28亿贫困人口，这是横亘在中国城乡之间的一道巨大鸿沟。2011年，中国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和面向未来十年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如何让这些人口尽快脱贫，成为一项高度的政治责任。这些连片特困地区，地处边远地带，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发展问题凸显，多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这些贫困地区包括青藏高原、沙漠化地区、黄土高原和西南大石山区，自然条件恶劣。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的目标，仍十分艰巨。近十年来，对于大多数国家级贫困县来说，扶贫款逐年增加，贫困面貌却没有根本性变化。单个县几十万的贫困人口，按照贫困县到贫困乡，再到贫困村，再到贫困户，层层分解之后，即使是上千万的资金，到最后也都撒了胡椒面儿，形不成产业规模，今年扶了，明年还得扶。对于骆驼湾村这样的村庄，至阜平县，乃至集中连片的贫困区，贫困程度极深，没有产业支撑，人口受教育程度低，公共服务缺失，要真正找到摆脱贫困的道路，需要全方位进行扶贫开发的探索，寻求对症的社会创新。而社会创新，正是中国社会的短板。在社会实践中，通过有意义的创新，给那些真正满足实际需求的项目以可持续的支持，有待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民众的共同参与和探索。层出不穷的商业创新使整个社会的财富持续增加，人类的福祉也随之增长。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尽管地球上的财富一直以加速度增长，但一直困扰着人类的那些基本问题——贫困、疾病、劣质教育等等——并没有随财富的增加而减轻。经济繁荣的阳光并不能照遍每个社会的角落。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社会创新亟需赶上来。国务院参事汤敏说，介于政府直接做和商业通过赚钱做之间的公共服务，中国社会有巨大的市场，教育、卫生、养老、环保等社会问题，都可以用非盈利的方式、通过创新来解决。中国需要社会创新，需要在社会领域里的一场革命，而这种革命，需要社会组织勇于探索。青海玉树地震后，中国扶贫基金会在玉树开展了以解决震区灾民生计，寻求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等一系列扶贫模式的探索。近日，记者专访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他的经验和思考既包含了丰富的实践工作之后的反思和创新，也是对问题深入洞察后的系统性安排。解决贫困问题，不是简单的赠与或者社会关怀，也不是粗放式的资源调配和政策倾斜，而是以共同发展为终极目的的系统性改善。真正解决贫困的挑战，最有意义的不是短期的改善，而是通过创新让更先进的系统得以导入和持续运转。拾遗补缺 中国扶贫基金会作为一个公益组织，做扶贫模式的探索和创新，对全社会来说，探索的意义是什么？ 我刚进入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的时候，一个词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叫做拾遗补缺。拾谁的遗补谁的缺呢？当时主要是指政府，一些政府没顾得过来的、不方便做的、没有经验做的，由民间组织或者社会组织通过探索创新，来帮政府做，这是我最初对中国扶贫基金会定位的认识。后来，随着对扶贫基金会了解的增多，我觉得作为民间组织，它的优势就在于灵活性。我们的社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一个问题有很多种方法，到底哪种方法最有效？得有一个不断实践、试错、积累经验的过程。这个过程谁来做呢？政府来做的话，因为必须兼顾公平，政策的覆盖面大，带来的实验成本更高。但是基金会是社会组织，有这样的便利，只要和捐赠人商量好了，朝着一个方向尝试，一旦方法成功了，就在解决这个社会问题上做了贡献。所以，在一定的探索实践基础上，找到真正有效的办法，然后进行推广，这是我们社会组织的价值所在。 就扶贫工作来说，我们的探索，怎样与政府部门的扶贫工作结合？ 就扶贫问题来说，政府希望解决，社会公众和企业也希望去解决。而我们的作用，就是可以将这几部分的资源进行整合。要整合的话，必须先有共识，就是你通过什么方式去做，把这个方式拿出来，提出解决方案，得到了各方的认可，那这个时候，政府的资源可以投进来，企业的资源可以投进来，甚至学界的力量、公众的力量也都可以投进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可以解决。比如，玉树地震的灾后重建，是一个需要各方共同讨论的工作。光靠我们自己也不够，所以我们参与的重建工作，也要纳入到青海省的整体规划中，在这个的框架下发挥我们的特长。我们在模式上的创新，方法上的实验，就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