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简介幻灯片.pptVIP

1949年以后，蒋廷黻这个名字对我们是陌生的，1949年以前，他在学界政界都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它是历史学家，主张以史学改革名噪一时，是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学家和这一领域的开拓者。 他著作不多，其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是他在1938年花了两个月时间,“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所做的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中国近代史》，正是这本小书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也折射出他那一代沐浴过欧风美雨的学人对民族前途命运的忧虑与思考。 蒋廷黻刚到清华时，曾找公认的汉代史权威杨树达先生教汉朝历史。他说：“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400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名扬天下的杨先生居然面有难色，表示自己从未想过这些问题，书中没有讨论过。 杨树达 留美11年的发现，西方的史学经过长期的积累，早已形成一套大家共同接受的历史研究体系，但中国的史学只有丰富的史料对历史缺乏总体的理解和共同的规范。每个人都是专家，研究都是从头开始。往往重复别人的工作，进步有限。他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大胆发掘，启用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如张荫麟，吴晗等开新课。 吴晗 张荫麟 中国史纲 清华大学历史系 他在清华六年先后兼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大学历史系改变了“治史学而非史学”的传统研究方法，隐约形成了与王国维，陈寅恪另一个清华学派：重综合，重分析，对历史的整体把握。 蒋本人就是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薄薄的一本《中国近代史》将史料都明了包括了，融合在他对历史的独到看法之中。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回忆，1932年初次见到蒋廷黻时，蒋才36岁，却“已经执中国近代研究之牛耳”。 蒋不是一个埋头书斋，不问世事的知识分子，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是那种敢于担当，敢于牺牲，敢于行动的经世之士，比如曾国藩。他认定，知识分子要做现代人，而现代人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蒋廷黻常常与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英美留学归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聚在一起，讨论国事。在他的推动下，1932年5月他们创办了著名的《独立评论》周刊。几年间他一共在《独立评论》发表了60篇政论，有些同时还在《大公报》发表。 独立评论 大公报 1932年蒋廷黻发表了《革命与专制》一文，面对大大小小军阀割据，连绵不绝的内乱，国不成国，他从欧洲近代史的演进中，发现了西方近代史的两部曲：第一是建国，建立集权的中央政府和统一的社会秩序，第二才是用来谋幸福。 在革命与专制中蒋廷黻刊文：革命救不了国，要救国必须补上一堂专制课 胡适反驳：中国没有专制机会，民主最适合幼稚的中国人 限于篇幅，本文远远没有能够再现1930年代“民主与独裁论战”的全貌——这场论战卷入的知识分子之多，所讨论的命题之深，迄今未见可与之相提并论者。 以1935年12月为界线，蒋廷黻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两半前半生是历史学家，后半生弃学从政。。晚年时一位毕生做学问的老友毛子水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的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的精神上的快乐多？”他没直接回答，而是反问：”现在到底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謇的人多？“命运似乎和他开了个大玩笑，他大半生试图创造历史，并没有留下什么值得一提的政绩，而不经意间写下的一本小册子《中国近代史》，却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他做司马迁的梦想。 上任不久的他曾写信给美国的费正清，”就生活而论我更喜欢当教授。当我回想起与充当教师有关的悠闲生活，书籍和著作之际有时我不禁潸然泪下。“然而一个大学教授从书生议政到书生从政，即使想重操就业也几乎没有可能。 好在他认为做官只是进一个公民的责任，为国家服务罢了。 他之弃学从政，丝毫没有装腔作势，半推半就就如他当初进清华一样，他进政府也大刀阔斧地倡导改革。短短3个月中，他对政府部门的结构做了一番研究，发现机构臃肿，叠床架屋，大大影响了行政效率。蒋介石要他拿出改革建议，他拟了一份精简机构的方案，却遭到了官僚，政客的激烈反对。 他仿照西方的作法，提出征收所得税时，必须以真实姓名登记财产。为此他到处游说但无人响应。 曾与蒋廷黻在联合国共事过的外交官这样评价他：“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不复杂的人。他像一头牛，充满着笨劲，一直往前冲，眼睛只顾往前看，这使他能够排除万难而达到他的目标。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是他的成功之处。” 蒋廷黻在外交 蒋廷黻在联合国代表大会上 蒋廷黻的政治思想研究 ??已故《传记文学》社长刘绍唐先生曾为文说：“蒋廷黻是一个成功的外交家，却是一个失败的丈夫，也是一个失败的父亲。失败的关键，就是他比一般男人多了一个女人。而且他在事业巅峰时期，被这个问题困扰了至少二十年，一直到死。” 蒋廷黻（中） 蒋廷黻的婚姻悲剧：只因他比普通男人多了一个女人 蒋介石致蒋廷黻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