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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律师的作用:历史、现状和问题( 法律职业的命运与法制的兴衰切切相关。律师是法律职业的一部分。考察律师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考察法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考察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法治水平。本文的探讨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运动为背景，简要考察和分析律师制度在20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便对中国律师的地位和社会作用的认识有一个比较宽阔的视野。第二部分从律师业务范围和对律师服务的需求的角度，对中国律师作用的现状作一个宏观的描述和分析。第三部分拟集中从刑事诉讼的角度，指出影响律师作用发挥的问题，并分析其成因。 回顾和思考：现代化与中国律师制度的历史发展 现代社会是在摧毁或弱化神权和君权的基础上，按照民有、民治、民享原则构筑而成的法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尊重、保护和实现民权成了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最基本的价值准则之一，同时，社会奉行法治（rule of law）原则，为实现民权，人们通过法律途径建立了由一整套制度构成的民权保障机制，其中就包括现代律师制度。现代社会也是生活领域空前广泛、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的法治社会。如果说现代律师制度的始创与在司法审判领域确认与国家追诉权相抗衡的被告辩护权密切相关，那么这一制度的充分发达，律师业作为内部分工细致、高度自治自律的专门职业的形成，则首先是在一个法律关系极其广泛而复杂的现代法治社会中维护和实现民权的需要。律师业在民主社会和民权保障中的作用应该是双向的：一方面，它要制约国家公权，防止公共权力的专横滥用对民权构成的侵害，从而成为捍卫民主的坚强壁垒；另一方面，它也要以合法理性遏制民众的偏激，以免民主和民权因民众的盲动、权利的滥用而变质甚至丧失。 中国的律师制度，是清末修律运动中效仿西方典章制度的一个产物，其后虽经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实践并取得相当的成就（尤其是在立法上），但从根本上说，将其归结为一种现代标识最为适宜。对于这一命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阐释：其一，律师制度见之于中国社会，其形式意义要远多于实质意义。在近代西方，律师制度是司法民主的重要体现，而司法民主又是在整个社会倡导民权，以民权作为各种政治法律制度的基础的结果。律师制度与民权的结合，不仅是私权平等意义上的结合，而且更是私权与国家公权相互制约意义上的结合。相形之下，中国社会始建律师制度之时，自由平等之风未行，专制特权之制仍在，作为法律改良一部分而引进律师制度的直接动因，乃是为了消除列强的治外法权以重整国家治权。因此，如果说与民众权利结合的律师制度是民主精神的一种外化的话，那么从国家治权出发的律师制度则是一种有待于民主精神滋润的现代标识。其二，律师制度所内含的自由平等精神，与中国固有的以宗法等级为基调的法律文化传统是异质的，而在形式上，律师却极易被混同于为社会所不屑、从而不可能有道德和法律上的正当性的“讼师”、“讼棍”一类，由此就使律师制度面临双重危险：一是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格格不入而遭排拒；二是丧失现代精神而发生实际蜕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成立以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以“蔑视和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的姿态，开始了建立“新的律师制度”的尝试。新律师制度以当时的苏联为效仿对象，其主要特点是把律师纳入国家公职范围，统一领导，统一工作。但是，即使为律师在政治和组织上添加了“安全系数”，律师制度也难逃厄运。1957年反右派斗争，使众多的律师成为“右派”，并因此丧失“政治生命”甚至人身自由，律师制度旋即也告夭折。这一悲剧的发生，就直接而显著的原因讲，是当时特殊的政治气候和新的大一统社会格局所必然滋生的权力滥用的结果，而就深层原因讲，则是由于律师制度在丧失了作为一种超越本土文明的现代标识而具有的形式正当性之后，遭到在新的社会格局中得以复辟并以优越姿态出现的传统法律文化排拒的结果。 时隔20多年，中国的律师制度又于1979年恢复重建。此后，随着中国社会不断改革开放而出现的新一轮的现代化运动，随着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模式上不断明确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取向，律师业也表现出持续而强劲的发展势头。 在数量规模上，律师事务所和从业人数大幅上升。截止1999年底，中国的律师事务所已从1979年的79家发展到近9000家，从业人数从1979年的212人壮大到约11万人。自1994年以来，每年报考律师的人数都在10万人以上，通过人数都超过1万人。如此规模和发展速度的律师业，加之既存的数量更为庞大的其他法律服务组织和服务人员（据统计中国目前从事法律服务者大约有1100多万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东方社会来说，无疑反映了一种无声息却划时代的社会巨变。它直接反映了社会法律需求的巨增，反映了律师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作用的加大。当然，这也使得随意感叹中国律师数量的不足会失之武断，使得我们不能不以认真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