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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诺贝尔奖空白的选题根源本人认为我国诺内尔奖空白的选题根源有三：我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不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尤其是近几年，发展速度更是超越了国际平均水平，但是我们国家建国的时间短，建国初期更是一穷二白，和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的历史比起来，相差的距离还是很大。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把持着诺贝尔奖的选题权，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阶段，与体制国情建立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而在中国，社会生产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求，社会中还存在许许多多的矛盾，这种许许多多的经济问题，是国家关注的热点，但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这个问题早已经不是热点，他们关注的是更前沿的话题。所以，经济的发展程度制约了我国向世界前沿进军的脚步，也是导致我国无法参与选题的关键。此外，研究投入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基础理论研究就像/zt/shechipin/index.shtml奢侈品，美国人在这个领域投入最多也最卖力。除了加强研究投入特别是基础领域的投入外，还要寄希望于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只有等到中国话题成为世界讨论的真正重点，中国才有权利参与诺贝尔的选题。因为诺奖“选题权”的背后，恰恰是国家的经济话语权。目前，也有一些发达国家，故意透露一些带有误导性的题目让中国参与，让中国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去研究，结果与成功失之交臂，导入到一个死胡同，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我国的行政体制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拥有着独特的国体和政体。我国国家自然秘学基金作为基础研究经费的重要渠道，也非常支持科学家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探索。但从整体上来说，我国政府在组织科学研究活动时仍占据重要位置，特别是对科研选题有直接的、根本的影响，还存在功利性。也许是受经济姻长期落后的影响，我国的科技政策始终带有功利主义倾向，初袤与其极为偏离的基础研究也因此受到了冷漠，改革开放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科技在我国的战略性地位日益得到巩固，科学的实际价值观念此得到强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课题立项、课题评奖的重要指标，基础科学研究在实际上被相对的忽视。过分强调科学的功利性，已严重影响到了我国科学家的健康发展。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科技资源分配都受政治的或非专业的因素影响，政科分离和完全由科学家或专家来掌握科技经费的分配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国政府部门对科研的“关心”事无巨细，同时又没有国家层次的科技顾问委员会，临时聘请顾问一方面具有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所谓的顾问起不到实质性作用。目前正在进行的中长期规划中的许多大课题的提出是少数行政人员指定少数专业人员经内部讨论形成的，而专业人员的实际作用可想而知。可见，关于重大研究方向的决策其实取决于少数几个行政领导。基础科学和技术是不同的，一个国家要实施经济、社会、国防等方面的发展战略，对技术做计划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行的，但基础科学由于和具体的应用距离较大，尤其是在研究成果尚未出来时，所以对科学研究是不能计划的我国的科技体制受前苏联的影响很大，计划色彩浓厚，再加上过去几个大型技术项目计划的成功历史，使得我国直到现在仍然习惯性地计划科学。新一届政府上任不久就着手制定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提出10至20个规模在几十到上百亿的重大课题。这虽然能够克服我国长期以来科技资金分散这一弊端，也反映了政府重视科技的良好初衷，但效果如何是值得深思的。况且，计划性的课题往往具有大型的特点，这虽然与现代科学的基本特征相吻合，但一些具有很强学术性、探索性和创新性的小项目对推动科学发展往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大学的创新能力不够。大学的创新能力弱，主要不是因为我们的投入太少，也不是因为我们的人才队伍不足，我们拥有许多重点实验室，博导、院士也不少，关键是我们缺乏利于创新、务实、不图虚名的创新精神，和以追求卓越、学术自由、学术自律为核心的创新文化。当然，这也不能全怪大学，而是与整个社会环境相联系的。作为大学，要自觉抵御和消除“文化泡沫”的侵蚀，更踏踏实实地工作，自觉抵御学术和工作上的浮夸作风，摒弃以物质享受为基础的思想，只有如此，才谈得上创新。 “很多高校的校长都有了相同的认识，那就是要建成一流大学，需要比硬件更深入的东西——就是文化。”朱清时委员说：“中国到现在还没有一所一流大学，是因为中国大学过去更多的追求一流的硬件，却还没有具备一流大学应该有的理念和文化。”总之，中国诺贝尔奖空白的选题根源不仅仅是以上三种，它其中必然掺杂了许多其它的因素。为了填补我国诺贝尔奖的空白，不仅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十代，几十代人的共同努力，共同奋斗，并且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也一定能够在诺贝尔奖上取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