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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本草简史与本草研究 1.《古事记》与《日本书记》时代的药物及中国本草的影响　　根据古代遗物判断,人类移居日本列岛的历史始于冲积世,考古学的新石器时代。从该时代的泥炭层或住居遗迹的资料,能够了解当时日本所分布的植物的种类。这些植物中有许多今天药用的种类,如东北红豆杉(イチイ)、榧(カマ)、银杏(イチヨウ)、日本柳杉(スギ)、胡桃楸(オニグルミ)、板栗(クリ)、壳斗科植物、糙叶树(ムクノキ)、木通(アケビ)、樟(クスノキ)、杏(アンズ)、日本山樱桃(ヤマザクラ)、多花紫藤(フジ)、黄蘖(キハダ)、秦椒(サンシヨウ)、楝(センダン)、野梧桐(アカメガシワ)、漆树(ウルシ)、日本七叶树(トチノキ)、无患子(ムクロジ)、蛇葡萄(ノブドウ)、蘡薁(エビズル)、红山茶(ヤブツバキ)、柿(カキ)、海州常山(クサギ)、接骨木(ニワトコ)、木天蓼(マタタビ)、葎草(カナムグラ)、日本萍蓬草(コウホネ)、菱(ヒシ)、水芹(セリ)、荇菜(アサザ)、苦葫芦(ヒヨウタン)、瓠子(ユウガオ)、瓜(ウリ)、苍耳(オナモミ)、薏苡(ジュズダマ)、芦苇(ヨシ)、荆三棱(ウキヤガラ)等。虽然完全可以想象古代的日本人可能也以某种方式利用过这些植物,但有关那个时代的文献资料根本就没有,更何谈任何药用的证据。 虽然也有人认为最早日本曾有过名为《ウエツフミ》的古书,但现在一般认为日本最古老的书籍是《古事记》。该书中也记载有数种药草,但因成书年代不详,目前完全不能断定这几种药草是否是未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独自的药草。大约成书于大同3年(808年)的《大同类聚方》中列举有桔梗(アリノヒフキ)、夏枯草(ウルキ)、当归(オオセリ)、术(オケラ)、半夏(カタホソ)、黄柏(キハダ)、人参(クマノイ)、山椒(ナルハジカミ)、黄连(ヤマクサ)、黄芩(ヤマヒイラギ)等37种当时使用的药草,从植物分布上来看,人参、黄芩等在日本并无野生的,所以这些药草也不能说是日本自古所有的药物。此外,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大同类聚方》的传本系后世之人伪撰的,根本不能作为探讨和产(即日本产)药物起源的文献史料。 《古事记》中记载:大已贵用蒲黄(ガマ,香蒲的花粉)治疗稻羽的白兔的外伤;产巢日神用蚶贝(アカガイ)和蛤贝(ハマグリリ)烧炭治疗大已贵的火伤。这可能是日本关于药物利用的最早的记载。当然,在那个年代除了这类外用药外,也存在祈祷、符咒的巫医行为,如《备后国风土记》中就可以看到以茅轮(チガヤ,白茅)用作驱除疫病的符咒的道具的记事。平田笃胤在《静の石室》(1811年)中言道,古时的医疗行为以祈祷、咒语为主,作为药物则仅有外用药,内服药不过是酒而已。但从现代非洲的一些未开化民族的医疗现状来看,即使是在古代也还是存在着与符咒不同的其他的原始的药物疗法。 在日本,有关药物的文献资料在6世纪末以前的极少。据传孝灵天皇72年(公元前219年),秦·徐福奉秦始皇之命出海外寻求长生不老的仙药来到了日本,并留居于南纪,但这只不过是传说而已。有文献记载,允恭天皇3年(414年),天皇患疾,从新罗(古代朝鲜半岛上的一个国家——译者注)召来了名为金波镇汉纪武的良医为其治病。大概从那时起,中国医学开始传入了日本,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药物。在雄略天皇3年(459年),高丽医师德来来到了日本,定居于大阪的难波地区,从此开始了难波的药师的历史。钦明天皇14年 (553年) 时,又向百济 (古代朝鲜半岛西南部的一个国家——译者注) 请求医学书籍及药物等,次年采药师潘量丰、丁有陀及医学博士等一起来到了日本。日本最初即是这样经由朝鲜半岛摄取到了中国文化。之后到了隋、唐时,更直接向中国派出了遣隋史、遣唐史,努力吸收中国文化。 推古天皇元年 (593年),厩户皇子 (圣德太子) 敕建了四天王寺,并在其中设置了疗病院、施药院等,确立了医疗制度。太子不仅创立了医疗设施,并积极的致力于药物的储蓄。推古6年 (598年) 时上奏天皇曰: “药草乃养民之要物,宜丰厚储蓄之”,上奏获准后,推行了励行奖励采集药草的政策。19年 (611年),推古帝率臣下在大和的菟田野进行了狩药活动。这种狩药,一般来说是为了猎取汉药鹿茸、鹿肉的狩鹿,不过大概不会仅仅是狩鹿,同时也会采集药草的。据记载,在那之后这样的狩药活动推古帝还进行过两次。在天智天皇元年 (662年) 时,天皇还曾率皇族、诸王、群臣到近江的蒲生野去采药旅行。这或许是一种兼顾实际利益的娱乐消谴吧。虽然文献中并未记载当时这些采药活动究竟采集了些什么药物,但根据《延喜式》 的 “诸国进年料杂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推断出一些药物。 文武天皇元年 (701年),参照中国唐代的国家法令制度制定了 《大宝律令》,在医药制度方面制定了 《医疾令》,成了后世医药制度的基础。据《大宝律令》记载,中务省内置典药寮,掌管医事,配备医师、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