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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与史实：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 2010-08-04 08:37 2007年9月13日下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莫砺锋先生在国际交流中心报告厅为文学院的师生做了一场题为《文献与史实：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谈》的学术报告。莫砺锋先生治唐宋文学，著作丰富。他通过大量生动的文学史案例讲述了古代文学研究中文献考订的重要性。古代文学教研室的老师、博士生、研究生和基地班本科生聆听了这场讲座。下面是这场报告的实录。 古代文学研究是一个传统学科。从古到今，前辈们为我们积累了很多研究的方法。我经常考察南京大学的学生，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很多本科阶段排名靠前的学生，到了研究生阶段他的排名下降了，没有那么优秀了，到了博士生阶段，成绩更差。相反，原来靠后的学生反而一步一步赶超上来了。我一直思考这其中的原因，不可能说智商发生了变化。我后来的考察结果是：原因在于这些同学从本科到研究生再到博士生阶段没有及时的实现角色转换。这也就是说，我们学习的不同阶段，其侧重点不同，学习方法就存在着差异。 一般来说，本科阶段大家的学习任务主要是从老师那里获得比较全面准确的知识，你们用死记硬背的方法就可以应付，考试也能得到高分。但是到了研究生阶段，大家是来学习研究方法的，再死记硬背是不行了。决定你们成绩的不是一张张试卷，而是看你们的论文写得怎样。论文是研究性的、开创性的。如果你写论文仅仅讲某某人怎么讲，某某人怎么说，全都一五一十地写上去，这能称得上一篇好论文吗？不能，这只是一份好的答卷，如是写论文则是不合格的，是要得零分的，因为没有你自己的创见在里面啊！ 论文是要写自己创见的。我们评价论文的优劣就在于创新性如何。所以在研究生阶段我们学习的重点的不再是知识点，而是研究的方法，是做学问的方法。在方法论上接受熏陶，接受老师的指点。在座的主要是硕士生和博士生，你们一定要实现身份的转换，如果还是把研究生阶段当作本科的五年级、六年级来学习的话，哪怕你听再多的课、记再多的笔记，你的学习依然不是优秀的，依然学得不好。你们应该从老师的讲课或老师的著作，乃至从自己平时写作课程论文的过程中学会研究的方法，学会怎样研究，怎样选题，怎样归纳，最后怎样表达，这才是我们研究生教育的目标，也应该是同学们给自己规定的一项任务。我想不管哪一位硕士生导师都会有这样一种培养意识，但仅靠老师是不够的，同学们要有自觉性。不能总习惯于本科阶段的学习方法，那种方法到了该摒弃的时候了！ 接下来我想谈谈南京大学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一些特色。如果笼统地、简单地讲：我们这个学科比较鲜明地打上了我的导师程千帆先生的个人学术风格。 解放前的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是南京大学的两个来源，我们的中文系是中央大学文学院和金陵大学文学院合并而来的，这两个文学院的水平在全国是很高的。解放后，我们这个学校受到历史因素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改革开放前，全国第一批重点大学评定时，南京大学榜上无名。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那时全国的重点大学已经有68所了，南京大学也没有能居其中。南京大学的翻身有赖于两任校长：匡亚明和曲钦岳，在两人的领导下，我们靠自己的奋斗实现了翻身，现在已跻身全国所谓的“九八五”高校的第一层次。 我为什么讲这些呢，是跟我们中文学科有关系的。在南大历史上我们有过辉煌的时期，我们的中文系曾经有过黄季刚、胡小石、罗根泽等中文学界的著名学者，这些学者解放后或者准确的说到了60年代都不在了，或离开了，或不在人世了。所以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们国家一切恢复正常，从文革的厄运中走出来时，南大的古代文学学科已经非常衰弱，没有领军人物，那时的南京师范大学远远强过我们，他们还有唐圭璋先生等一批老学者。 我们的老校长匡亚明先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家，他就非常果断地从武汉街道上请来了程千帆先生，程千帆先生原来是武汉大学的中文系主任，但是被划为右派后就被打入另册，他十八年下乡劳改、放牛、喂鸡。劳改生涯对程先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我跟随他读研究生时，一次陪他在玄武湖散步，程先生看到一块草地，对我说：这够三头牛吃一天。 匡校长把程先生请来以后，千帆师实现了他的晚年辉煌。他的大部分学术著作都是晚年写出的。他在南大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后代的工作中，他培养的研究生、博士生大多留在了南大，其中不乏像原在贵校求学的蒋寅先生那样的优秀人才。经过程先生的努力耕耘，南大的古代文学研究终于恢复了元气。他的治学风格，他对学术的理念，对于我们这个团队均有着非常深的影响。可以说，现在南大古代文学的老师基本上都是程先生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应该说，这些老师治学上都承续了程先生的风格。 程先生在学术理念上与其他老一辈不太一样。他比较强调：“文艺学的研究要和文献学结合起来”，这也是他经常对我们要求的。程先生在五十年代就曾提出过这种观点，他说：“把批评建立在考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