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与民族——多维视野中的中国现代神话研究.docVIP

神话与民族——多维视野中的中国现代神话研究 ◎刘宗迪：中国现代神话学：在思想与学术之间 ◎吕微： 顾颉刚：作为现象学者的神话学家 ◎叶舒宪：神话的超前智慧 ◎钟宗宪：求索文化记忆中的神话拼图 ◎陈连山：中国神话学应该如何评价神话的历史地位？ ◎杨利慧：从神话的文本溯源研究到综合研究 ◎吴晓东：神话研究中的历史附属性与文化压力 ◎刘惠萍：中国现代神话学研究的学术反思 中国现代神话学：在思想与学术之间 刘宗迪 中国现代神话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与诞生于清末民初的许多其它现代学科一样，中国现代神话学从一开始就是在启蒙运动、救亡图存和西学东渐的整体背景下产生的。这一独特的历史背景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神话学的思想品格和学术范式，因此而形成的学术传统直至今日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神话研究者的学术操作，引导着他们的研究旨趣，启发着他们的问题意识，甚至预设了他们研究取材的视野和对象，中国神话学研究中的种种痼疾也大多在这种传统中有其根苗。在中国神话学诞生百年之际，为了增进中国神话研究的学科独立和学术自觉，促进神话学研究的本土化和范式转换，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其进行全面而清醒的检讨，就显得很有必要。笔者受《民间文化论坛》之托，约请吕微、叶舒宪、陈连山、钟宗宪、杨利慧、吴晓东、刘惠萍等在神话学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从各自感兴趣的角度对中国神话学的思想背景和学术范式展开讨论。长文短札，不拘一格，畅所欲言，言必有物。希望这种多维视野下的自由论说能够激发学术同行对于相关问题的讨论和思考。 神话学是一门外来学科，在西方神话学引入之前，中国传统学术中并无“神话”这一概念，也无现成的作为神话学研究对象的神话素材。只是借助于西方神话学的概念和范畴，鲁迅、茅盾、顾颉刚、钟敬文等先驱者才在中国文献中发现和圈定了可视为神话的素材，并把它们从古代文献中“抽离”出来，按照西方神话的分类体系进行重新组织，依据神话学的理论进行解释，于是，一门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独特的研究方法的神话学就应运而生了。由于现代神话学不是传统学术按其自身逻辑发展而瓜熟蒂落的结果，而毋庸说是本土学术传统非正常断裂和西方外来学术强行楔入的产物，强扭的瓜不甜，橘渡淮而为枳，中国现代神话研究所结出的也往往不是甘美的硕果而是半生不熟的苦果。 上个世纪20至30年代以古史辨学者为代表的对华夏古史传说的神话学研究，是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极力倡导“从故事的眼光看古史”，认为先秦典籍中那些被历代儒生视为信史、奉为典据的先王历史，只是战国迄两汉之世的知识阶层为“托古改制”而编造的故事，而非真实的历史记载，从而从根本上瓦解了三皇五帝等古圣先王的历史真实性，颠覆了传统历史叙事的可靠性，以摧枯拉朽的气势彻底摧毁了华夏王统（正统历史）、道统（传统伦理）和学统（经学）的根基。在此意义上，中国神话学的建立和发展，就不仅是一个学术史问题，而且更是一个思想史事件，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神话学学科自身而波及整个中国现代人文学术和思想领域。 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神话学研究也汇入了救亡图存的时代主旋律。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从早先的辨析史料、怀疑古史转入中国地理沿革史和边疆史的研究，从地理沿革上证明华夏世界的族类同一性和历史延续性。对于领土合法性和疆域同一性的证明，从来就是所有民族和族群神话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说，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从《古史辨》到地理沿革史研究的转变，在其学术旨趣上无疑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破坏转向建设，从叛逆转向合作，从对王道正统神话的摧毁转向了对民族国家神话的建构，顾颉刚对于自己的这种学术转向尽管有着清醒的学术自觉，但在其背后潜移默运的力量仍然是时势的转变，套用李泽厚的话说，就是“救亡压倒了启蒙”。 与此同时，随着学术机构向西南地区的转移，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风俗和神话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闻一多、芮逸夫、马长寿、马学良、凌纯声等学者对西南、东北等边疆地区民族神话的研究，在为神话学开辟了田野研究的新领域之同时，也把神话学变成了现代华夏各民族认同的纽带。芮逸夫、闻一多、凌纯声在缺乏充分的文化影响史论证的情况下，就轻易地将南方少数民族洪水神话中的兄妹俩和傩戏仪式中的傩公傩母比附于甚至等同于汉族古代典籍中的伏羲女娲，用华夏古代典籍中的神话传说和相关记载作为解释少数民族风俗和神话的文献依据，神话研究因此成为证明华夏民族一体性和文化连续性的有力途径。20年代初，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曾竭力主张要打破华夏民族自古一元和华夏地理铁板一块的传统偏见，至此，被古史辨派从前门送出去的神明在转了一圈之后终于又被从后门恭请回来，这种风水轮流转的怪圈背后，除了救亡图存的时代需要，更有儒家经学的华夏大一统观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