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法解释四看公司治理的司法干预(文丰律师所王登巍).docxVIP

从公司法解释（四）看公司治理的司法干预王登巍2016年8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司法解释四”），引发了广大法律人的极大关注和学习热情。司法解释四之所以受到非同寻常的关注，可能缘于其以下特殊性：从2009年的酝酿和动议到正式发布历时长达8年，第一个如此耗时的司法解释意味着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在民商不分的法律环境中对相关商事法律内容上的重大分歧；是第一个经最高人民法审判委员会“原则”通过（2016年12月5日）后又历经八个月才正式发布的司法解释（适逢《民法总则》的颁布需要与该法协调衔接）；也是第一个体现对“公司决策机制”进行司法干预的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四以27个条文，对于公司决议效力、股东知情权、利润分配权、优先购买权、股东代表诉讼问题进行了规范。一、司法解释四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司法解释四的内容涉及公司治理和股东权利两个方面，公司治理与股东权利本质上也存在逻辑关联。1、公司治理的法律构造从司法干预的视角，本文理解公司治理包括动、静两个部分的构造，其中“动”的构造包括公司治理机关的设置、职权分配和运行机制三个方面；而“静”的构造则包括公司的治理模式和治理文件两个部分。公司的治理模式决定着公司的整体风格，而公司的治理内容（治理机关、治理文件）则决定着公司的具体性格。从公司控制的对应逻辑，公司治理模式可以总结为：股东会中心（通常为大股东控制）、董事会中心（通常为董事长控制）、经营层中心（即内部人控制），特殊的公司治理模式还包括实际控制人中心（既包括显性的实际控制人，也包括神秘的实际控制人），国有企业的治理模式也具有更多的特殊性。2、司法解释四与公司治理的逻辑关系从文意上看，27个条文都涉及股东权益，毕竟股东权益是公司法立法价值的天然构成。公司决议效力（6个条款）、知情权（6个条款）、股东代表诉讼（4个条款）属于股东共益权的范畴，而利润分配权（3个条款）、优先购买权（7个条款）则为股东自益权的事项。股东的共益权直接涉及公司治理，而股东自益权一般不直接涉及公司治理，但也并非与公司治理总不相关，如利润分配权的行使需要公司董事会、股东会的相关决策，优先购买权的问题则可能会间接涉及到公司治理。二、司法解释四干预公司治理的定位公司法的四个司法解释分别定位于解决法律衔接、出资问题、退出机制、公司治理与股东权利保护。而对公司治理的干预则体现着公司法商法思维的逐步构建和对公司治理本身的局限性的法律尊重。1、公司自治有边界公司自治是公司制度的基础，但公司自治并非可以为所欲为。无论公司治理处于何种模式，均存在公司控制者对于自身利益倾斜保护的本能，从而会导致公司以及其他相关者的利益失当。公司自治的边界性是司法干预的逻辑前提。2、公司自治有局限公司自治是公司相关者各方的利益起点，但由于股东与股东、股东与公司、股东与债权人、股东与公司经营者、公司与公司经营者各自的利益诉求并非一直相同，会导致在特定情形下公司自治失灵甚至陷入僵局。公司立法的原则性，以及我国公司治理文件完善程度的现状，加剧了公司治理自治的局限性。公司自治的局限性是司法干预的逻辑起点。3、利益衡平和康复自治公司治理的终极价值是各方通过制度安排使得公司良性运营，从而寻求各方利益的匀衡。当公司自治失灵，一定是某一个结构中的利益受到了不当影响甚至损害。司法干预的终极价值就当是利益的衡平，干预的目标就是康复公司自治，而不是替代公司自治本身。司法解释四关于公司利润分配的规定就特别地体现了利益衡平价值，关于股东知情权、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规定也表达了对公司自治的康复功能，很多的“但书”性规定（27个条款中出现10次），都体现了对公司自治地位的尊重。4、内外有别公司治理是公司法组织法属性的范畴，公司治理的司法干预行为及其后果应当遵循商法外观主义原则，从而“内外有别”，即干预的对象是公司治理活动，干预的后果不影响与公司交易的相对方，即约束的是商法关系主体，而不是民法关系主体。司法解释四对公司决议的相关规制就非常清晰表达了这一定位。三、司法解释四干预公司治理的具体途径（一）对公司决议的干预司法解释四是我国司法机关在“民商合一”的法律背景下第一次针对公司决策机制建立司法审查规则。《公司法》对公司决议的无效与撤销尽管做出了原则规定，但并不能应对和解决公司实践中纷繁复杂的各种争议和问题，甚至对决议无效的诉求主体都没有规定，对于撤销的诉讼主体又狭隘地限制为股东。1、明确了决议司法救济的主体司法解释四对于撤销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诉讼的主体仍然遵循了《公司法》的“股东”范围，并且要求是“在起诉时”具有股东资格。在无效或者不成立的救济主体上利用了《公司法》的空白，赋予了股东、董事、监事等主体均有救济资格。司法解释四并将决议诉讼的被告明确为公司，决议涉及的其他利害关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