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个别化模式-环球法律评论.PDF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４．“法治中国”的实现要通过宪法治理，不能超越宪法。《决定》指出，宪法是保证党 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权威。这是对宪法与国家，宪法与党的关 系的新表述。宪法权威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一切按照宪法治理，包括公权力和党 的活动都在宪法“统治”下，任何人在宪法面前不享有特权。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 法治中国实现的基础。根据《决定》的精神，要树立宪法权威，“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制 度机制与程序”，将全面实施宪法提高到新水平，以宪法作为建设“法治中国”法律保障。 在宪法权威与政治权威、宪法权威与党的领导、宪法权威与法律权威等问题上我们需要坚 持法治的基本底线，不能以任何理由突破法治的界限。 我们知道，《决定》提出了许多改革的新举措，但任何改革都应该有理由与正当性基 础，法治是改革的保证，同时也是改革的界限。《决定》强调宪法权威的目的是，在实现改 革任务时坚持改革的合法性，用宪法凝聚社会共识，为“法治中国”的实现寻求更广泛的 民意基础。 ５．“法治中国”不是地方“法治”经验的升华与提炼。由于没有在国家范围内确立法 治的权威，法治在地方生活中日益虚弱，国家法治价值处于断裂状态。为此，需要借助 “法治国家”的规范力，促进“法治国家”的建设，树立“国家”法治的权威，使地方服从国 家权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必推广缺乏理性的地方法治经验。宪法规定，一切法律、 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但目前地方性法规、规章与国家法律规定相抵触的现象是比 较严重的，国家的法治标准往往被地方过于“具体化”，损害国家法治的权威，出现法治 “被滥用”，法治发展“碎片化”的现象。笔者认为，在法治标准与发展问题上，过于“地方 化”的思维是需要改进的，对地方“法治化”的控制也是“法治国家”应有之义，要全面树立 国家法治的权威，推行“国家”法治，消除法治的地方化倾向。 法治的个别化模式 林来梵（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单从语义学角度而言，“法治中国”的用语似乎更有助于表达人类现代法治文明的共 同特征，而通常所采用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念）”这一说法则更倾向于强调“法治的 中国化”，即基于中国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国情现状以及政治制度所形成的法治的独特 内涵。长期以来，后者取向的诠释已被演绎到极致，以致损夺了“法治”应有的普遍内涵。 在这一意义上，“法治中国”概念的提出具有某种矫枉过正的重要意义，而如何透过这个 概念去建构一个为现代文明社会所能共同理解的法治内涵，也确实成为当今我国法学理 论界的一个要务。 尽管如此，笔者还要“煞风景”地指出：“法治中国”归根究底需要完成法治的中国化， 而这一进程实际上就是法治的个别化，甚至只是法治个别化的一种模式；要实现“法治” ·２４· 法治的个别化模式 的理想，中国很可能要先从建构法治的个别化模式开始出发，最终走向现代文明社会共通 的法治社会。 一　当今中国法治的理念及特质 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拥有一种独特的法治文明并达到高度成就，但随着十九世纪中叶 以降西方文明的不断冲击，中国传统的法治文明至少在正式的制度层面上早已趋于式微， 与此相应，自２０世纪初以来也一直出现引进近代西方式法治文明的努力，然而迄今屡遭 挫败。在结束了基于西方文明冲击的百余年大变乱的历史之后，尤其是历经了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与动荡之后，时至上世纪末叶，国家治理秩序的稳定成为重大 的时代课题，在此背景下通过修改的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第五条第一款），宪法学界许多学者认为，这可理解为在规范层面上确立了法治主义 〔１〕 的宪法原则。 然而，如何理解“依法治国”、“法治”等概念，在当今中国学界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则存 在严峻分歧。一方面，部分学者试图努力引进当今西方成熟法治国家有关法治的理念，尤 〔２〕 其是英美的法治观念； 另一方面，近年以来，在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开始有针 对性地出现了所谓“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表述，并对学术界进行了有力的渗透。这 种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括了依法治国、执政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共 产）党的领导等内涵，其本质属性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