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家与婆家书评.docVIP

内容简介 　　在被界定为父系父权亲属制的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存在普遍的“妻管严”现象？为什么众多家庭在日常往来中与母系亲戚保持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娘家与婆家—————华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是一本人类学调查作品，作者以在山东一个村庄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从实践和性别的角度重新考察中国社会的亲属关系体系。亲属关系和亲属制度研究是社会文化人类学最基本的学术领域。大多数研究者基本上是从已婚男性这一立场出发，关注父系方面的亲属组织和已婚男性的亲属关系，他们认为已婚妇女和她们的丈夫属于同一个亲属关系体系。而这本书的作者发现，已婚妇女的亲属关系往往具有娘家、婆家并行并重的特点，妇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亲属关系经营活动，构建出了不同于正式父系谱系关系的实践性亲属关系网络，并使妇女在父系体制内创造出自己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 民族存在于社会之中，社会也存在于民族之中。汉族、少数民族、归侨乃至外国侨民与海外世界，都可以在这一框架中获得更深入的理解。社会、民族与国家、全球已处于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整体之中，因此对任一部分的研究，都需要在此整体性框架下进行。本丛书收录的各项精彩研究，采取比较的视角、田野工作的方法，从诸多角度探讨不同民族与社会的机理及其相互关系。这些研究不仅体现出人类学在认识民族与社会方面经验研究的可贵积累，，还体现出整体方法论上的可喜突破。从中也体现出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从实求知”、“多元一体”、“和而不同”、“文化自觉”等理念，进而推动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发展。 本书为“民族与社会丛书”之《娘家与婆家》，以作者在山东一个村庄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从实践和性别的角度重新考察中国社会的亲属关系体系。 周　星 　　我非常高兴地为这部专著写序。 　　李霞博士通过在当代中国华北一个汉人宗族村落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该村落妇女日常生活的体验和学术思考，运用“娘家—婆家”这一分析框架，深入和细腻地论述了农村妇女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本书突出地强调了女性的视角、实践的观点和情感的线索，无论是在生活细节的描述上，还是在理论层面的分析上，都充溢着人类学的智慧、创意和真知灼见。 　　我以为，这部人类学专著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首先，作为一部“女性民族志”作品，本书对有关汉人社会的女性人类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众所周知，有关中国汉人社会及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大都是由男性人类学者，主要以男性为调查和访谈对象，集中围绕各种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组织（例如，宗族）等而展开。此类研究所产生的民族志作品自然反映了男性的视角，在它们所描述的对象社区的社会生活里，往往也是“理所当然”地忽视了妇女的存在或没有给她们以应有的份额与位置，很难避免所谓的“男性意识偏见”。鉴于截至目前有关当代中国农村妇女的有深度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依然非常稀少，李霞这部具备了规范的田野工作之科学基础的“女性民族志”作品，也就尤其值得我们珍视。 　　女性人类学者在她们的田野工作中经常可能由于不同的视角和体验而有与“主流”的男性人类学者不同的课题意识、调查心得、生活感受和田野发现。例如，美国人类学者玛格瑞·沃尔夫根据她在台湾的田野调查，把妇女视为能动的个体来考察，正确地指出了汉族妇女是在父系宗族制度的框架之下致力于经营自己的小家庭；汉人已婚妇女和“她的家庭”，乃是基于安全感和情感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子宫家庭”（或译“女人家庭”）。另一位美国人类学者朱爱岚，非常关注已婚女性和娘家之间的关系，她对“娘家”的论述，较多地是从正式制度与具体实践之间的所谓“惯习”的层面去分析，指出妇女自身在她和娘家的关系中具有积极的能动性。日本人类学者植野弘子对汉人社会里的姻亲关系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她批评以往的宗族研究和姻亲研究，均是以“单向性”和男性中心为前提；基于对台湾南部汉人姻亲关系的实地调查，她指出在娘家(所谓“生家”)与婆家(所谓“婚家”)的关系中，其实还包括了女婿和岳父的关系、甥舅关系、“母舅”的作用、娘家作为“后头厝”的意义等。现在，读者眼前这部由中国人类学者撰写的女性民族志，其中对汉人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对农村妇女喜怒哀乐的人生有许多独到的观察和描述。在我看来，李霞的著述不仅在上述女性人类学者之汉人社会研究的脉络或其“延长线”上取得了更具综合性的进展与收获，它还极大地丰富了我们此前对于汉人乡村社会的认知，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也将有助于纠正以往人类学的汉人社区研究中所隐含着的男性中心偏差，照亮这些偏差所遮蔽的误区。 　　其次，作者在她深入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了“娘家—婆家”这一妇女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从而对有关汉人社会的亲属关系和亲属制度的研究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在我看来，这一“发现”确实具有某种颠覆性，它对于截至目前的汉人社会之亲属关系和亲属制度的研究具有某种革命性的意义，并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