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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各国预防虐童方法:美知情不报者受法律惩罚 2012年11月03日02:19??新京报微博评论(2人参与) 　　 新京报漫画/鲁嘉 　　提着耳朵将小孩提离地面，将小孩扔进垃圾桶，用胶带把小孩的嘴粘住……浙江温岭城西街道蓝孔雀幼儿园“幼师虐童照”事件引起社会关注。而被网友曝光的浙江温岭虐童女教师颜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这次事件也再次引发一些法律专家的呼吁：在我国法律中增加“虐童罪”这样的罪名。那么，其他国家在儿童权益保护方面，有哪些做法值得借鉴？ 　　防治前提： 　　对相关信息翔实分析 　　美国、日本等国家对儿童虐待信息都有翔实的数据统计，而我国没有就虐童问题展开过成体系的研究与统计。 　　我国虽然自上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重视虐童问题，但一个令人惊讶而尴尬的问题是，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就虐童问题展开过成体系的研究与统计。虽然我国和儿童福利与服务相关的机构众多，有国务院各部委相应的儿童工作部，如民政部儿童福利处、卫生部妇幼保健司，还有全国青联和共青团组织少年部，妇联也设有儿童部。但直到2010年，中国的儿童福利信息系统才建立起来。 　　这就导致当媒体或公众甚至是研究人员谈论虐童问题时，缺乏严谨的数据和资料。比如在中日两国研究者共同撰写的论文《中日儿童虐待状况的分析与比较》中，就不得不通过“在两国出版刊物上统计儿童虐待案例”的办法收集数据。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布的，“据推算，中国受虐待儿童数，可以千万计”这样的模糊说法，竟是依托网络调查样本分析得出。 　　而在国外很多国家，都有专业的政府部门或机构，从事这样的信息搜集和分析，这些数据都对社会公开。 　　在香港，社会福利署也会每年公布虐童情况数据，而且他们公布的速度更快。今年8月1日时，就已经将上半年的数据公布出来了。 　　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国内媒体每看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布虐童数据时，就惊呼“日益严重”或“创历史新高”。实际上，完全没有统计资料才是最可怕的，无的放矢，怎谈防治？ 　　法律规范： 　　各项规定日趋细致严格 　　防治虐童的法律，美国和日本一样，都是朝着“越来越严”的方向去的，举报的人员范围越来越大、虐待的标准也日趋严格。 　　美国社会开始重视虐童问题，是因为一名叫玛丽·艾伦·威尔逊的小姑娘。她被养母毒打虐待将近8年，然而当社会各方准备组织营救她时，却遭遇了“没有保护受虐儿童的法律，却有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尴尬现状。玛丽案结束后，美国迅速开展了相关的法律体系建设。 　　1963年，美国政府儿童局制定了举报法范例。1974年时，美国通过了《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理法案》，该法要求各州都要建立强制报告制度，规定了虐待与忽视最低的定义。1984年，《儿童保护法案》通过，比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还早5年。 　　在美国防治虐童的相关法律中，最有特点的一条是“强制报告制度”。报告的人员范围在不断扩大，举报的内容也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细化。另外，大多数州要求“有理由相信”或“有理由怀疑”一个儿童受到了虐待或忽视时也要举报。其中还规定，对儿童有责任的人或组织面对虐待和忽视时要举报。对于知情不报者，法律上也规定了相应的惩罚。 　　于是，我们经常听说一些这样的例子：刚去美国不懂规矩的华人，在家里刚“管教”一下孩子，或者只是去超市购物把孩子忘在了车里，就立刻会被警察围住，被当成虐童嫌疑人，十分尴尬。正是因为在这方面，美国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爱“打小报告”的国家。更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的儿童保护法案十分严厉，在比较严重的状态下，法庭可以下令禁止施虐者回家，如果事情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儿童将被带离家庭。 　　更令人感动的是我国香港编制的《处理虐待儿童个案程序指引》，其中有这样一些细节——“首要确保有关儿童的实时安全”、“不应要求怀疑受虐的儿童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向不同人士或在不同场合重复描述受虐事件”，而关于如何判定父母对儿童“疏忽管理”，《指引》里从“身体物质指标”和“行为指标”两方面规定了二十多条标准。这与我们制定的“宏大叙事”的未成年人保护规定，形成了鲜明对比。 　　建构体系： 　　动员社会多方力量参与 　　防治虐童的保护体系，既包含相关的法律框架，还需要大量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和支持，社会力量乃至更细微的社区力量被整合进来。 　　翻阅2011年香港虐童统计可以发现，有55%的施虐者，都是受害者的父母。不约而同的是，美国现行的儿童保护措施，也是尽量以家庭服务为基础的。因为实践证明，家庭始终是孩子成长的最佳场所。 　　这就难免会存在政府所无法触及的情形，即便法律再完善，也没法确保所有的角落都被公平与正义照耀。于是，社会力量乃至更细微的社区力量就必须整合进来。 　　令人吃惊的是香港，其儿童虐待防治工作主要由社会组织承担，从服务数量看，社会组织(社会福利机构)大约提供全港五分之四的社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