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自由翻译.docVIP

严复的自由翻译 如前所述，甲午战争前洋务派翻译了大量“格致之学”等方面的西方科技书籍。“以为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奇，故学知者亦不过炮械船舰而已。”而“政事之书，鲜有留心，译者亦少。不知中国之患，患在政事不立。而泰西所以治平者，固不专在格致也。”随着于西方的频繁交往，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逐渐感悟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并不全在船坚炮利和自然科学的发达，主要还是由于它们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大批的维新派人士更清楚地认识到“政事不立”乃“我国致败之由”。因此，甲午战后时期，翻译关于西方“政事”的社会科学与哲学思想类书籍便成为维新派“变法自强”的重要途径之一。他们希望通过翻译政治、社会学、哲学、财政、法律、教育、历史等类别的西学内容，为中国的变法提供借鉴。 维新派人士中最著名的翻译家是严复。何兆武在《广学会的西学与维新派》）中评论，“严复一个人所译的《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几部书，实在要比一大批帝国主义分子与洋务官僚们三十年间所出的全部作品和书籍，更能响应这时代的要求，更能满足这个时代的热望”。康有为说，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与张之洞书》）。蔡元培也说过：“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候官严几道为第一”（《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诚然，第一个把西方资本主义经典著作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正是严复。 严复（1854－1921），字又陵，后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从1898年他翻译的赫胥黎（T. H. Huxley）的《天演论》 (Evolution and Ethics) 出版到1912年的十多年间，严复先后翻译并出版了斯宾塞（H. Spencer）的《群学肄言》（Study of Sociology）、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约翰?穆勒（J. S. Mill）的《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甄克思（E. Jenks）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穆勒的《穆勒名学》（A System of Logic）、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的《法意》（Spirit of Law）、耶方斯（W. S. Jevons）的《名学浅说》（Primer of Logic）等八大学术名著，在近代中国建构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的资产阶级理论基础，在思想界和史学界影响巨大。而在中国的翻译史上，严复同样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这就是严复首倡并长久以来被外语界、翻译界奉为圭臬的“译事楷模”“信、达、雅”。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颇令人玩味的事实，那就是严复多数译着的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偏偏在于其对原文的“不信”和“操控”；“信”的倡导者已然是“自由派翻译”的典型代表。那幺，一向译笔严谨、“遇理解奥衍之处，三易其稿”而且“一名之立，旬月踯躅”的严复为什幺会、又是怎样背离、操控原文的呢？下文将从翻译目的、译者意识形态和译者诗学观念等方面具体分析严复的“自由翻译”。 严复的“自由翻译” （一、）翻译目的与“当译之本”的自由选择 择书而译，是严复翻译西书的特点。其自由选择“当译之本”，并不是信手取材，也不是避难媚俗，更不是迫于出版赞助人的压力，而是源于他明确的翻译目的和国家迫切之需。每一本都是代表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或主导意识形态的经典之作。因为根据严复的思路，一个国家应该先确立明确的价值理念，并使每个国民理解和接受这些价值理念，使之成为自觉意识，否则就谈不上政治上的民主和国力上的富强。比如严复坚持认为：“故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繇，自繇则物各得其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老子评点》）在严复看来，中国之落后，西方之先进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技术，而在于价值理念上的不同。“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论世变之亟》）因此，为了最有效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严复在译本上做出了针对性极强的自主选择，自然结果也更有利于翻译目的的实现。 如为了强调人定胜天、自强保种，严复选译了《天演论》；而为了引鉴外国经验教训，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则翻译了《原富》。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