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权益20年.docVIP

消费权益20年：公益诉讼 锱铢必较为大家 [字号：大 中 小] 2005-01-26?? 　　新闻背景 　　《消法》的实施使更多的人认识到，如果对司空见惯的侵权行为听之任之，不仅是对自己应有权利的放弃，也是对公众利益的漠视和对侵权行为的放纵。在这样的背景下勇敢站出来的一个维权群体特别令人敬佩。他们置个人得失于不顾，视维护公共利益为神圣职责，舍得一身剐，勇为他人讨公道，谱写了一曲曲令人振奋的公益维权赞歌。 　　从法律概念上讲，公益诉讼是与私益诉讼相对而言的，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而引发的诉讼，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有着深远的意义。普及法律、启迪民智是公益诉讼的一大功劳。街谈巷议公益诉讼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生动的普法过程，百姓的自我保护意识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提高。协助政府加强管理，帮忙不添乱是公益诉讼的另一大功劳。公益维权的力量可以补充国家力量的不足，这也符合国家将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部分地交给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趋势。 　　历史再现 　　公益诉讼第一人??丘建东 　　１９９６年１月４日，丘建东带着年前就写好的民事起诉状踏入福建省龙岩市人民法院立案大厅，状告龙岩市街头一家公用电话代办点和它的委托者龙岩市电信局。原因是公话代办点未执行夜间、节假日打长途电话应半价收费的规定，多收了他０．６０元人民币。 　　３天后，龙岩市法院院长亲自召见了丘建东，表示此案属小事一桩，希望撤回诉状，并表示将会要求电信局立即整改此事。“盛情难却”，丘建东撤诉了。 　　几天后，丘建东发现公话点旧习未改，１月１６日，他以电信局整改不力为由，再次将公话亭和电信局告上了法庭。随即“‘一块二’官司值不值得打”在全国引起了广泛讨论。龙岩市电信局随后对本市的公话问题进行了大力整改。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丘建东在北京出差时发现北京街头的公用电话也是不分昼夜、节假日一样收费。取证后，丘建东又于１９９７年１月２日走进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将北京的两家公话亭及北京电话局告上了法庭，要求返还多收０．５５元，加倍索赔计１．１０元，此案后被新闻界称作“一块一官司”。 　　葛锐“三毛钱”如厕官司胜诉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的一天，河南省郑州市青年消费者葛锐在郑州火车站候车室欲如厕时，被守厕人员挡住了。无奈，葛锐只好乖乖地掏了３毛钱如厕费。事后，葛锐多方调查咨询得知，１９９３年１１月，财政部、原国家计委即明令取消火车站厕所收费，但铁道部自行发文，允许对火车站候车室厕所进行收费，郑州火车站还领到了郑州市物价部门的站内厕所收费许可证。当月，葛锐一纸诉状把郑州火车站的上级郑州铁路局推上了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葛锐要求：１．赔礼道歉；２．退回３毛钱的如厕费。 　　１９９９年４月，法院一审判决葛锐败诉。葛锐又上诉到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直到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３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葛锐胜诉。此时距离葛锐起诉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年半时间。 　　“３毛钱如厕官司”官司胜诉后，葛锐公益维权的脚步并没有停止。２００１年４月９日，葛锐到郑州市物价局举报，请求没收郑州火车站的违法所得，并对其做出行政处罚。 　　随后，原河南省计委依法做出了将郑州火车站违法收取的１７４．９４余万元站内厕所如厕费全部没收的行政处罚。 　　“告状大王”杨立荣引发公益诉讼大讨论 　　杨立荣的官司总是很具有传奇色彩：告黄宏是因为黄宏在小品里说杨白劳是“欠债的大爷”伤害了听众的感情，告信息产业部是因为电信收取高价初装费不合理，告公交公司是因为堵车导致了自己官司败诉…… 　　先后被媒体冠以“诉讼狂人”、“官司专业户”、“告状大王”的成都铁路分局职工杨立荣自从１９９７年底打第一场官司开始，至今已告状５０余起，用他的话来说“成都和北京的任何一个法院我都熟门熟路”。在他所打的官司中，包括电信局、公交公司、报社、电视台、明星、信息产业部、作家、法官以及法院等一般人想都没想过的诉讼对象。 　　杨立荣的５０多场官司很多都不仅仅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益，而是带有很强的公益色彩。然而，他这种专注也引来了法学界的争论：杨立荣到底是公益诉讼，还是滥用诉权？这是法制的进步，还是对法律资源的浪费？ 　　未来畅想 　　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迫在眉睫 　　郑州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曹明睿 　　我国应该尽快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具体思路是对现有的民事诉讼制度进行完善，增设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定。可以参照德国的相关规定，通过直接赋予主体诉权、扩大诉讼主体范围的方式来实施公益诉讼，如可以规定消费者协会等和侵权事件有间接关系的社会团体来代表广大消费者提起公益诉讼。 　　目前，侵害国家经济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侵害广大消费者集体权益的恶性事件急剧增加。经济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从而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