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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歐簽訂「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TIP）對我國之貿易影響評估及因應對策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及RTA中心＊ 壹、諮詢內容 貳、研析意見 美歐目前關稅並不高，但是彼此的產品標準、食品安全及法規制度一向有很大的差異。欲透過洽簽貿易協定獲得實質利益，除了必須去除彼此的關稅障礙以外，消除非關稅貿易障礙、加強法規制度的調和、減少非必要的檢驗及檢疫、去除投資障礙等亦是雙方共同的認知。再加上美歐一向為國際貿易規則的主要制定者，鑑於目前多邊貿易談判難有具體成效，而WTO目前的各項協定均為1988年烏拉圭合談判之前設定的範圍，已無法涵蓋目前國際投資與分工關係已經更加緊密，以致經貿整合的程度必須更加深入等要求；故TTIP談判在去除非關稅障礙、加強監管措施之調和，以及加強投資自由化等新興課題上如果達成協議或形成共識，將有利於歐美繼續主導未來國際貿易規則之制定，但這些影響並非短期立即可見，必須有足夠的時間才能呈現。此外，多數非關稅障礙與貿易規則之改變，對非會員國並沒有排除適用（屬於軟性優惠soft preference），即非會員國將同樣適用，則TTIP對非會員國的負面影響可能更小，甚至根據EU的估計，由於TTIP的波及效果與軟性優惠較多，TTIP對非會員國的影響為正。 在一般情況下，欲了解區域經濟整合協定對會員國與非會員國的影響，研究者多利用一般均衡的多國貿易模型（GTAP）加以模擬評估。GTAP模型的優點在於它涵蓋了國際貿易中主要國家間相互貿易的具體資料，研究者可以據此模擬評估當少數國家貿易政策或市場開放程度改變時，對彼此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此外GTAP亦含有進出口貿易與個別國家生產部門之量化關係，可以顯示貿易政策改變後對國內產值的影響。為了了解TTIP對我國的影響，本研究團隊曾於102年利用GTAP模型量化評估TTIP對我國之影響；當時TTIP的談判內容尚不明確，該研究為了掌握TTIP對我國總體經濟全面的影響，模擬情境考量了長期資本累積的效果，以及包含歐美投資自由化及TTIP成員國間服務貿易自由化之估算，其結果顯示對我國進出口貿易之影響較大。此外GTAP對商品貿易的分析只有42個部門，在分析貿易自由化的可能影響時，主要在顯示資源在不同部門間重新配置的效果，無法顯示不同國家間細項商品的差異性，亦無法顯示歐美對細項商品降稅後對我國商品貿易的影響。 然而TTIP一旦生效，對我國出口貿易立即的影響應該是，歐美之相互減免關稅對我國出口是否具有排擠或替代之影響，此種偏向個體層面之分析似為貿易政策主管單位更關心的課題，故本研究主要將從個體層面觀察歐美目前的關稅水準、我國商品在歐美市場與美歐商品之差異性，以及在歐美相互減免關稅後對我國出口可能的影響。惟此種個體層面的分析無法考量經濟整合後，會員國由於經濟成長加速所帶動之進口需求之增加，同時亦無法考量在長期下，由於市場競爭與資源重新配置所帶動生產力進一步提升的效果，故所得的結果是短期而且局部的影響。為了弭補此一缺憾，本研究主要將藉由檢視前人既有文獻，利用TTIP對會員國與非會員國總體經貿影響的評估來彌補個體層面分析之不足。以下首先檢視TTIP最新進展、主要內涵與效益，以及對第三國的影響，其次再就我國產品在美歐市場可能面臨的排擠加以分析，最後綜合評估我國出口可能受到的影響以及研擬因應對策。 二、TTIP談判進展、主要內涵與效益 美歐應加強整合並成立跨大西洋自由貿易區（TAFTA）的構想，早在1989年即曾出現，然而當時歐美更期望推動多邊貿易談判，希望貿易自由化能在多邊貿易體制下進行，以避免區域協定可能產生的排擠效果。但是隨後自2001年展開的杜哈回合談判一直無法順利完成，2011年歐美峰會指示成立促進就業與發展工作小組，研究如何促進歐美間貿易、投資、就業與提升競爭力，2012年工作小組建議雙方展開TTIP談判，以加強整合。 歐美應展開TTIP貿易談判的建議，經過美國國會及歐盟執委會授權，雙方於2013年7月8日，於美國華盛頓正式展開首輪談判，至今（2015年8月）雙方已經完成10回合談判。由於TTIP談判內容涉及很多雙方法規、體制及監管措施之調和，以及遠遠超越WTO現有的相關規範，談判過程中必須消彌的制度性差異前所未見，但是TTIP對歐美不但具有實質的經濟利益，對於維護歐美繼續領導制定國際貿易規則之角色更具有戰略意義，故雙方對TTIP也寄予極高期待，即使談判過程困難度高，雙方仍努力溝通及協商，預計於2015年底完成。 TTIP之重要性不但在於其談判議題所涵蓋之範圍，就歐美的經貿與國際投資能量言，如果TTIP對周邊國家會有波及效果，則其影響範圍勢必受到國際重視。例如通常區域整合的優惠待遇只適用於會員國間，整合之後，非會員國難以避免的將會面臨被排擠的負面影響，TTIP與對非會員國是否同樣具有負面影響亦引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