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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辩证地历史地分析毛主席晚年的思想和实践 　　对毛主席认识上的一些误导并由此形成的过分贬损，实际上就是对党、对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本身的贬损，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人类解放事业、人类正义的巨大“内损”和“亏耗”。由于国内思想上、理论上的某些偏误，国际反华反共势力的鼓噪，加上一些社会舆论（如学校教育，某些报刊杂志）的不正常的渲染，大体形成了对主席的基本社会“共识”：一说主席只会打仗，搞经济就不行了，解放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等都搞砸了；二说主席只顾搞“阶级斗争”，搞意识形态，如“三反五反”、“反右”、“社教”、“文化大革命”等等，而忽视了经济规律、经济建设；三说主席闭关锁国，不搞改革开放；四说主席说了“人多力量大”，整了马寅初，使中国的人口膨胀；五说主席的晚年独裁，不讲民主等等。这些观点主要是基于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思想、理论界部分同志很难于一分为二的看待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艰辛探索，没有辩证分析主席当时一是基于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热情空前高涨，“怕泄了六亿人民的气”；二是从向于共产主义阵营“超英赶美”的潮流；三是主席极力探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希期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这样一种强烈的历史史命感；四是主席鉴于苏联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极端形为而导致全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危机和从当时全球的战略形势出发而高擎起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做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席之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不能不说是站得高、看得远的，是符合历史的正义潮流的，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脱离当时实际的甚至于是“空想”的一些东西——典型的莫过于大炼钢铁和办大食堂等。 　　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勇于承担责任和开展自我批评的，所以主席后来“左”，谈到大炼钢铁自己是“始作蛹者，其无后夫”，又经他倡议“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使人民公社比较合符实际地成为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基层政权形式。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辩证的分析这段历史，找出其得失，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完全必要的；但不顾历史的真实或是过度夸大历史的错误的一味否定肯定是不可取的，这样只会搞乱思想，搞乱阵线，最后就是搞垮党、国家与民族。苏联的解体，中国八十年代的情况都应证了这一点。一些“反思”者列举一八四Ｏ年以来我国的历次战争战乱和我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延安整风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反五反”、57年的整风运动、60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再到“文化大革命”后总结道：中国现在还之所以落后，就是这些“阶级斗争”搞得太多，这些“运动”搞得太多了。这些人连最起码的民族感情都丧失掉了，他们不去指责英、日等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残酷屠戮，八国联军对中国人民的烧杀掳掠，反而把这些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从末有过的屈辱——中英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肆掠北京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腥风血雨反而说成是正义的中国人民搞多了“阶级斗争”，这是多么离奇的“汉奸”理论啊！在这些人的眼里，所有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反官僚（反蒋）的革命战争和运动都是不应该的了，包括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则除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就外几乎都要被否定了。 　　放开来说，五十年代的中国不搞集体的人民公社（名称或者叫别的什么，如苏联就叫集体农庄）式的社会主义，又应当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主席搞集工农兵学商于一体的人民公社，本身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行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探索，也就类似于今天走公司加农户的集农、工、贸于一体的集团之路。况且主席是那种极善于总结经验、既高度原则又高度灵活的政治领袖，所以才有后来的连续“纠左”。但鉴于当时国际上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进行攻击和赫鲁晓夫之流对中国没有一步一趋地紧跟其后的社会主义探索进行恶谥，站在历史高巅的毛泽东审视着这一切，铁肩担道义，勇挑起共产主义的重任和人类正义的大旗。主席与少奇他们主要也就是在这一思想认识上发生了重大分歧：前者是大战略家，总是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结合当时国际国内的情况来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纳入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整个人类正义的历史使命中来，这势必要超出中国当时的某些实际；后者则囿限于当时中国的部分现实，从局部、暂时来说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从整个人类的正义和解放事业来说就有可能带来极大的风险甚至可能走向其反面。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都能看到这一点，说主席比我们时代先进了50年。实际上只有10年左右这样的危险就被应验了。因为就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说，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闹革命，就是为了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打了土豪、分了田地，接下来也就肯定要走向集体的不管是人民公社式的还是别的形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然。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