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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德国对纳粹的反省想得太美好 　　德国民众认为纽伦堡公审是“胜利者的审判”，反感盟国实施非纳粹化 　　导语：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认罪的镜头，已成为德国反思历史的经典象征。在勃兰特下跪一幕的影响下，人们普遍认为，二战后，德国人彻底反省了。… 　　这一结论虽说没错，可是二战后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战后初期德国对纳粹罪行的追诉和审判并不成功 　　战后初期德国民众回避纳粹历史，甚至反对盟国实施的“非纳粹化”，并要求赦免纳粹罪犯二战结束后，盟国将对德国展开“非纳粹化”措施，追究纳粹的战争罪行。1945年盟国在德国纽伦堡公审纳粹首要战犯。在纽伦堡审判中，共有5025名罪犯以战争罪被判刑，死刑判决806例，其中486例被执行。 　　纽伦堡审判中揭露的纳粹罪行让德国民众感到震惊，但他们普遍认为这是“胜利者的审判”，同时反对各国舆论对德国人“集体过错”的指责，而且，当时德国已成废墟，德国人流离失所，每日都为生存而奔波，无暇顾及清算纳粹历史，大部分德国民众对纳粹历史的冷漠、沉默，乃至回避，更遑论反思了。 　　当时许多德国人讨厌非纳粹化，并试图通过互相写支持信和否认信，来暗中破坏这些方案。事实上，大多数德国人都觉得还颇能与纳粹政权共处。毕竟，希特勒带领德国走出了大萧条，在战争期间，德国人比大部分的欧洲人生活得好。此外，战后重建仍然不得不依靠德国人自己，因此这便不得不寻求尽可能多地融合前纳粹分子的办法。于是，德国民众要求赦免部分纳粹(1920年之后生人)，而这也得到盟国的同意。 … 　　大批纳粹罪犯获得赦免，大量原纳粹高级文武官员重返政府机关 　　1949年9月联邦德国成立后，西德政府希望在法律层面尽早结束处理纳粹罪犯，同时特赦大批被盟国判刑的纳粹罪犯。1949年12月西德众议院通过了赦免纳粹分子一般犯罪行为的法案，1951年又公布了“131法案”，批准了除盖世太保和在此前审判中被定为“主要罪犯”的人员外，其他纳粹文职人员均可被重新雇用，1954年众议院再一次赦免了一批纳粹罪犯。 　　于是，在当时一些有着“明确”立场的纳粹分子从他们的职位上被免职或勒令退休，大多数人在战后或迟或早地都恢复了职位。一些政府机构在40年代后期比在第二帝国期间雇用更多的纳粹党人。尤其在在阿登纳时期，大批的原纳粹高级文武官员因此得以重返政府机关。阿登纳总理府国务秘书戈罗布克就是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的起草者与评论者。因此，人们称这种现象为“戈罗布克现象”。东德因此攻击纳粹主义在西德复辟了。… 　　冷战时德国直接依靠纳粹建立军队;美苏“宽恕”罪犯，使用曾服务纳粹的科学家 　　在冷战的背景下，战后的两个德国，在建立他们的新军队时，都直接依靠纳粹精英，都利用了前国防军官员的经验。朝鲜战争爆发后，北约鼓励西德总理阿登纳重建军队。为了借助原纳粹高级军官的专业能力，同盟国与西德政府提前释放了曼斯泰因等纳粹高级将领。阿登纳又亲自前往监狱探望其余纳粹将领，而且还邀请曼斯泰因到总理府座谈。阿登纳本人属于保守派，自己也受过纳粹政权的迫害。他主张与西方交战国，特别是与法国和解，也支持与以色列建立友好关系，对犹太人作出赔偿。但他最关心的是如何重建德国，尽快从西方战胜国手里获得西德的国家主权。为此他需要许多专业人才，这些人的纳粹历史对他来说无关紧要。 　　前西德总理阿登纳重建军队任用前纳粹军官，同时承诺赔偿犹太人 　　而其他超级大国，譬如美国和苏联使用了曾服务于纳粹政权的德国科学专家们。此外，盟军在冷战迫切时因需要得到西德的帮助便使出“忽略和宽怒”策略取悦西德，就如同纽伦堡的诉讼律师罗伯特·肯普纳所说的，是得了“宽恕热病”一样。美国高级专员卢修斯·D·克莱在一个特别的慈善理事会的支持下，或是缩短许多罪犯的刑期，或是干脆直接赦免罪行。据说奥斯维辛I.G.法本上厂的经理弗里茨·特尔·梅尔走出监狱后，告诉他的手下：“现在美国手上有韩国，真是友善多了。”英国也效仿美国为前纳粹罪犯打开了监狱的人门。 　　60年代末期德国才开始全面反省纳粹历史 　　60年代初奥斯维辛审判激发德国人反省纳粹历史，公知批评政府对纳粹清算不力 　　1963年奥斯维辛审判在法兰克福举行，引起德国全国上下对过去清算纳粹做全方位的反思与自省。 　　在奥斯维辛审判前后长达20个月的时间内，媒体对审判过程做详尽深入的报道和评论。德国知识精英也抓住机会在媒体上发生，引发了60年代中期对纳粹历史认识的大辩论，追诉时效问题又一次成为辩论的一个重要议题，联邦政府和司法界再次被卷入其中。“针对追诉时效对继续追究纳粹罪犯的不利影响，蒂宾根大学社会学教授达伦道夫在1965年1月公开提出，德国不仅应该继续惩处纳粹罪犯，而且应该延长1965年5月8日截止的追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