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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最新进展、影响及启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金融市场的发展历史一直是不断遭遇金融危机的历史，也是不断应对金融危机和修正发展监管模式的历史。在当前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略显缓和的形势下，各国政府在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深刻反省的同时，正在加快制定和落实各项金融改革措施。这些金融监管改革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未来一段时期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趋势，构成了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全世界金融监管标准和监管框架。加强对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跟踪和研究，对改进保险监管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一、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背景（一）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是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和修正2007年夏天持续至今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是欧美各国启动金融监管改革的最直接动因。此次金融危机的形成、发生和深化是美国过度宽松的利率政策、房地产价格泡沫破灭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本原因在于此前二三十年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长期“高增长、低通胀”，掩盖了一系列经济和资产泡沫所带来的风险隐患（如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等）。其中，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和发展方式变迁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金融创新与金融证券化的迅速发展得益于美国金融监管的放松，这一进程始于里根保守党执政时期，历经20余年。1999年底美国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即《1999年格兰姆－里奇－布利雷法》，该法案允许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互相从事对方的业务。这标志着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废止以及金融领域分业经营限制的取消，美国金融业自此进入混业经营时代。同时，放松对金融机构经营业务的监管使得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场外衍生品市场规模出现几何式增长以致失控。金融衍生品推动影子银行系统的快速膨胀。影子银行系统又称为平行银行系统，与传统、接受中央银行体系监管的商业银行系统相对应，包括投行、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公司、结构性投资工具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影子银行的典型特征是高风险的杠杆操作和过度创新的商业模式，给金融体系带来了巨大隐患。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与宽松的金融监管环境及低下的监管效率密切相关。一方面，在金融机构实现混业经营的同时，监管机构的分业管理框架并没有改变，不同监管机构的职能交错与重叠，容易造成监管真空、监管不力等问题。另一方面，以金融衍生产品为代表的金融创新不断突破已有的金融监管框架，各类金融监管准则严重滞后于金融创新的速度，造成了衍生产品领域的监管空白。衍生产品复杂隐秘的风险转移机制与不断延伸的金融产业链进一步加大了监管当局的监管难度。正如债券之王比尔·格罗斯所说，“金融衍生商品是个新的‘影子银行体系’，……它存在于正常的商业管道之外，缺乏有效监管”。过度的金融创新与低效的金融监管相互作用，并以一种交互反馈的循环形式使得美国金融系统积累起巨大风险，最终在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刺激下引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由来及发展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欧美不少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都暴露出其内在的缺陷，全球范围内系统性重构监管框架是摆在各国面前现实和迫切的任务。G20层面：大国博弈角力的舞台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各主要经济体加强合作，将二十国集团由原来仅为成员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参加的会议升格为由各国领导人参加的峰会，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论坛。迄今为止，G20已经召开了四次峰会。在历次峰会上，美英与欧盟先后就对冲基金监管、高管薪酬限制等问题展开了激辩，反映了崇尚市场自由的英美与奉行严格监管的德法等国在推进金融监管改革上的根本差异。在各国的相互博弈和妥协下，G20关于金融监管改革的更多地停留在原则层面，而非具体措施。2008年11月华盛顿峰会提出加强国际金融领域监管规范推进金融体系改革，发表《华盛顿宣言》，会议还设定了短期的行动计划和具体目标：第一，强化金融市场透明度建设，比如强化对复杂金融产品的信息披露监督；第二，加强现有监管体系，如对信用评级机构提出更为严厉的监管要求，并对信用违约掉期（CDS）等衍生品市场加强共同监管；第三，努力提升国际金融市场诚信度，各国应共同努力，加强在监管方面的双边和多边合作；第四，强化国际合作，负责监督大型跨国金融机构。2009年4月伦敦峰会发表公报提出，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加强对所有重要的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与监督。将对冲基金纳入监管；改善银行系统资金的质量、数量和可持续性，防止杠杆的过度使用，并在繁荣时期建立资源利用作为缓冲工具；加强对信用等级评估机构的监管与登记体制。2009年9月匹兹堡峰会发表《领导人声明》，承诺在2010年年底前制定为各国所能接受的规章制度，改善银行资本的数量和质量，限制银行高管的薪水和奖金,将在2012年年底前将其全部付诸实施。2010年6月多伦多峰会并未就统一征收银行税方面达成共识，各国承认实现“不必由纳税人承担相关费用”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