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9元明清诗文.pptVIP

元代诗文 元代的诗文作家和作品的数量相当多，而且出现了许多擅长诗文的少数民族作家。 元代诗人鄙弃宋诗而专学唐诗的风气对明代诗歌有很大的影响；元代散文则沿着唐宋古文的道路发展，并下启明代文风。 “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 前七子的复古主张 《明史?文苑传》说李、何“倡导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翁然宗之”。然而，李梦阳过于强调格调、法式，未能很好地从复古中求创新。尤其在他与何景明的辩论中，意气用事，论点更趋偏激，导致刻意古节、泥古不化的流弊，甚至走上抄袭剽剥的道路，反而扼杀诗歌创作的生机。 时政题材中的危机感与批判意识 民间生活的显现 李梦阳晚年有所悔悟，在《诗集自序》里，承认“真诗乃在民间”，而自己的诗是情寡词工，并非真诗。 吴中四才子： 明中期文学复兴在南方的主要代表是被称为“吴中四才子”的祝允明、唐寅、文征明和徐祯卿。其中徐祯卿于弘治末进士及第后，在北京加入李、何为首的文学群体，成为“前七子”之一。 吴中这一文学群体在弘治初形成时，与李、何在北方崛起的时间相近，两方起初并无联系。他们的基本方向——反宋儒理学、要求人性解放、重视“古文辞”自身的价值——极其一致，正表明当时社会思潮出现了一种整体性的骚动。 徐祯卿加盟李、何的群体，恰好体现了南北文学潮流汇合的趋势。 戏曲方面，这个阶段出现了一批文人曲家，有王九思、康海、杨慎、徐霖、郑若庸、陆采等，他们写杂剧，写传奇。文人选择通俗文学样式，作为写作的一种新的文体，整体上呈现一种文化下移的趋向。 小说方面，在这一阶段有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刊刻。 戏曲和小说的流行，从反面加剧了正统文学的裂变。 二、风云变幻：多音齐鸣的文学（1530-1678） 明世宗嘉靖九年——清康熙十七年 “多音齐鸣”，整体上看有两大思潮： 师古崇雅，学习古人、崇尚雅正的文学风貌，从台阁到七子，整体上是这种风格； 师心尚俗，不是师法古人，是师法自己，“独抒性灵”且尚俗，让老百姓能够接受。 这两大思潮，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对抗和融合的状态。 1、师古崇雅思潮的鼎盛期（1530-1570）嘉靖九年至隆庆四年 1）唐宋派（重点在古文的写作） 2）后七子（包括诗和文）。 唐宋派： 嘉靖年间，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作家，反对前七子“文必秦汉”的文学观，标举唐宋古文，故称为唐宋派。 1）针对“文必秦汉”的提法，充分肯定唐宋古文尤其是宋代散文，确定唐宋古文八大家的历史地位。 2）针对前七子的拟古之风，要求作文直抒胸臆，写出作家的真实情感。 3）针对前七子为文古奥深涩之病，提倡本色、简易、朴实的文风。 归有光的散文：被誉为“明文第一”。 “自明季以来，学者知由韩、柳、欧、苏沿洄以溯秦、汉者，有光实有力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既推崇司马迁《史记》，“得其神理”，又尊尚唐宋诸家，择取学古对象上比起唐宋派其他文人更显得宽泛。 其长处在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一些平凡的琐事及普通的人物，状情摹态，细心刻画，寄寓作者真实的生活感受，富有感情色彩，因此读来使人感到真切生动，回味无穷。如《先妣事略》、《见村楼记》、《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 后七子: 嘉靖中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重新在文坛举起了复古的大旗，声势赫然，为众人所瞩目。其成员除李、王外，还有谢榛、吴国伦、宗臣、徐中行、梁有誉。后七子中以王世贞声望最显，影响最大。特别是隆庆四年(1570)李攀龙去世后，更是成为文坛宗主。 从总体上看，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承接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思想，以为“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明史·李攀龙传》。而比起前七子，后七子在学古过程中对法度格调的讲究更趋于强化和具体化。 对于“后七子”在明代文学中的地位，应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他们对于反击“唐宋派”的文学倒退的动向、维护文学的独立地位、强调文学的艺术特征起了极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文学复古运动固有的弊病，在“后七子”那里显得更加突出。虽然他们也提出过很好的意见，如王世贞说过“有真我而后有真诗”（《邹黄鹤鹪鹩集序》），李攀龙要求“拟议成变，日新富有”（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但他们太强调效法古人，对于创作的法则又规定得太具体、细密，必然会对个性、情感的自由表现和艺术的创新，造成严重的束缚。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七子也很快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戏曲方面，文词派一统天下。李开先、梁辰鱼、张凤翼等曲家的创作，无不为文词派戏曲推波助澜。文词派和七子的关系非常密切，二者都提倡才情。 小说方面，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新创作的小说。不仅有旧著新刊，还有新的创作，由下层文人来参与。 “熊大木现象”：书坊主人熊大木写（或组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