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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秀成：《甘肃文献总目提要》序 目录之学，源远流长。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撰著《别录》、《七略》，其后各朝各代，皆有目录之作。据学者梳理统计，从西汉至明末，官书目录有六十种，私家目录七十七种，史家目录十四种，共一百五十一种[据汪辟《目录学研究》之《汉唐以来目录统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6-91页。]。有清一代，目录之学臻于鼎盛，各类书目合计多达千余种[ 据笔者研究生侯印国同学初步考察，清代私家书目即多达近千种（详见侯印国《清代私家书目考论·绪论》（初稿），南京大学2015级硕士学位论文）。]。就其目录体制而言，《别录》与《七略》也代表了目录的两大基本类型，即简目与解题目录[ 《七略》原文，于著录书名之下，当多有注释性文字，此较后世简目稍详，但仍属于简目性质，而不可称之为解题目录。]。简目易编，而解题难成，故历代书目主要为账簿式的简目，而解题目录则为数不多，清代中期以前，可谓屈指可数。乾嘉考据勃兴，学风笃实，目录之学大为昌明，而最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解题目录随之如春木向荣[ 清章学诚《校雠通义》卷首《自序》，王重民《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页。]，层出不穷。要之，此一时期代表版本鉴赏一派的有于敏中的《天禄琳琅书目》，黄丕烈的《百宋一廛书录》；代表读书治学一派的有纪昀等人的《四库全书总目》，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代表藏书校雠一派的有吴寿旸的《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代表考订著述一派的有吴骞的《海宁经籍备考》、邢澍的《关右经籍考》等。它们规定了后世解题目录发展的基本范式。 若就书目之性质而言，则有藏书目录、图书总目与著述目录之别，而以藏书目录为基本形态：或记个人之收藏，如唐吴兢《西斋书目》；或记朝廷之藏书，如元行冲等《开元群书四部录》；或记某处之藏书，如韦述《集贤书目》；或记一代之藏书，如梁阮孝绪《七录》。上述官修目录与私家目录几乎皆属此类。图书总目，则以反映图书总量与全貌为中心，不论古今，不计存亡，此类书目后出，当以宋郑樵《通志·艺文略》为代表，明焦竑《国史经籍志》也可归于此类。著述目录，乃一反书目编制之常态，而以著录前人著作为范围，旨在反映一代或一地学术之面貌。此则可以史志目录为代表，如《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明志》所出之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自然也属于此类。而推原所始，虽可追溯至北周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之《坟籍志》[ 唐刘知几《史通》卷三《内篇·书志第八》论“艺文志”云：“近者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亦有《坟籍志》，其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雠校之司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者。”（《四部丛刊初编》本）是此《坟籍志》已带有著述目录之性质。]，但其书早佚，后人无缘见之，故其创始开启之功还当归于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新唐书》以《旧唐书》为蓝本而修撰，其《艺文志》之修撰，自然离不开《旧唐志》。《旧唐志》继承的是《汉书·艺文志》采录《七略》，《隋书·经籍志》采用《隋大业正御书目录》的方法，完全采用唐毋煚的《古今书录》为底本删削而成，因此《旧唐志》实质上与《古今书录》一样，是唐朝开元一代的国家藏书目录。《新唐志》沿袭《旧唐志》[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部分较《旧唐书·经籍志》多出数百种两千余卷，当是同时采用了唐朝开元天宝间成书的韦述《集贤书目》（详见武秀成《〈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来源新探》，载《周勋初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第273-276页）。]，这部分欧公称之为“著录”，自然属于记藏书的性质，而力图反映唐代文献全貌的欧公对《旧志》著录止于开元的缺陷自然不满，而补足唐代后期的文献又没有唐代的官家藏书目录作为蓝本，于是更弦易辙，考据史传，专录唐人之著作，不论存佚，皆录以备览。这部分欧公称之为“不著录”，与前面之“著录”性质迥然不同。《新唐志》“不著录”部分专录唐人著述的创举，对后世书目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著述目录因而成了古代书目之一大种类。最早受其影响的当是方志之艺文志。宋元方志传于今者不过四十余种，设有《文籍志》或《书籍》门类者仅数种，但其性质与正史艺文志不同，不是地方著作目录，而是地方诗文汇存，如总集一类。只有南宋高似孙《剡录》卷五中的《书》门，著录剡地学人或与剡地有关人物的著作四十二种，属于著述目录的性质，可视为现存最早的方志艺文志的雏形。至朱明一代，方志之艺文类始有变总集为目录者。弘治十六年（1503）成书的《温州府志》，卷十九至卷二十二为《词翰》，如旧志之《艺文》，专录与郡邑相关之诗文，但该志又在卷十八设立《书目》一门，此《书目》门与南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前集卷十九之《书目》门大不一样[ 宋章如愚《群书考索》，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33-135页。]。章氏《书目》门可视为书目之目录，即对汉唐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