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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文献综述 一、PPP内涵 PPP内涵十分丰富，在不同国家或机构对其都有各自的定义和应用，具有代表性的有：联合国培训研究院、欧盟委员会、加拿大国家PPP委员会和美国国家PPP委员会，但是从这些定义中不难归纳出PPP的两个层次的含义，即广义上的PPP和狭义上的PPP。广义的PPP泛指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而建立起来的各种合作关系；狭义的PPP可以认为是一系列融资项目的总和，是个范围较广的概念，包含但并不等价于BOT、TOT等具体的项目融资模式，在实践中，狭义的PPP更加关注的是项目的风险分担机制。 国内外学者在研究PPP时关注的重点也不相同，大部分国外学者在研究PPP时趋向于将其定义为广义的PPP；而国内学者在做相关研究时经常会涉及到具体的融资项目，目的在于研究PPP在中国的实践方式和效果，因而国内学者理解的PPP应该是狭义上的PPP。 二、文献综述 1.,,,,,国内研究情况 国内学者对PPP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PPP的特征和功能、分类、应用上的优势、定价机制、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评价决策、效率、价值的评估和预测等方面；实际上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以实际的某个项目或特殊的应用领域为研究背景的，包括体育场馆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高校新校区建设、保障性住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等。 （一）理论研究 贾康、孙洁（2009）分析了PPP的概念、起源、特征和功能，总结出了PPP的三个重要特征，即伙伴关系、利益共享和风险分担；而将PPP的功能分为了一般功能和特殊功能，前者包括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后者包括融资、利用新技术和机制创新职能。 王灏（2004）在综合世界银行和各国PPP委员会对PPP分类的基础上，认为广义PPP可以按三级结构的方式进行分类，具体可分为外包、特许经营和私有化三大类。外包类PPP项目一般由政府出资，私人部门只承担其中一项或几项职能，收益为政府付费，因而私人部门承担的风险较小；特许经营类PPP中私人部门要参与部分或全部投资，风险和收益由私人部门和政府共同分担；私有化类PPP中私人部门承担项目的全部投资，通过向用户收费实现收益，承担的风险最大。另外，作者还结合中国轨道交通项目的实际情况探讨了两种PPP的创新模式，即前补偿模式和后补偿模式。此两个模式分类依据为政府资金支持的不同阶段，前者要求政府出资完成项目前期工程，然后PPP公司再介入，后者则强调政府的补贴规则。 李秀辉、张世英（2002）认为PPP方式对项目生命周期过程中组织机构的设置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型，并且与以往的私人部门参与公共项目的融资方案相比有明显优势：首先，PPP方式可以在项目初始阶段更好的解决项目整个生命周期中的风险分配；其次，PPP方式有利于利用私人部门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另外，PPP方式可以使得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形成互利的长期目标，更好的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最后，PPP方式能使各方形成战略同盟，便于协调各方目标，也能节约投标和准备时间，减少投标价格。 何寿奎、孙立东（2010）在分析PPP项目定价机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PPP项目价格监管应考虑的因素，认为定价应考虑年分摊投资、经营成本、零售价格指数、服务质量、平均利润率及税金。在此基础上研究了PPP模式下公共项目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构建，其认为应包括四个方面：建立公共项目服务成本与质量评价基础数据库；科学选择价格管理模型；完善听证会制度；建立相对独立的监管机构。 杨俊萍（2012）利用多目标规划模型研究了PPP项目的定价机制。其目标函数为社会效益最大化，约束条件包括政府对价格的限制、社会公众承受能力限制、社会需求约束、政府财政补贴约束和企业合理盈利约束。利用此多目标规划模型可以求出使PPP项目效益最大的价格指标，并能分析价格变化对合作效益的影响，从而得出最佳合作区域。 赖丹馨、费方域（2010）对PPP的效率进行全面考察，发现PPP能够将市场机制有效引入公共领域，并使得民营部门的管理及金融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但其中适当的合约及规制设计是PPP实现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关键，其重点在于收益和风险在公共和民营部门之间的适当配置。 徐霞、郑志林（2009）研究了PPP模式下的利益分配问题，其研究框架建立在PPP中风险分配、资本结构和控制权运行机制之上。其将PPP风险分为三个部分，即公共部门承担的风险、私营部门承担的风险和根据谈判结果承担的风险，并假设各参与方的利益风险分配系数与所承担的风险成线性关系。而PPP中控制权的分配机制中，最优控制权配置则由产品的公共化程度来决定。结合以上两方面就可以得到PPP利益分配系数。 柯永建、王守清、陈炳泉（2008）分析了基础设施PPP项目的风险分担问题。其认为大量PPP项目运营不善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缺乏公平的定量风险分担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