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如何对人民幸福承担责任.docVIP

俞可平：善治，打通幸福之路 简单来说，善治就是政府官员和平民百姓对治理状况都感觉很好。不仅政府的管理要好，政府不在场时，社会的治理状况也很好。 　　政府没有为公民的幸福生活提供客观条件是一种失职，但试图超越自己的能力去实现公民的幸福，或者试图替代公民去实现他们的幸福，则是相当危险的。”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基本价值，而随着各地建设“幸福地区”、“幸福城市”、“幸福社区”等规划的提出，“幸福”也成了政府的施政导向。幸福究竟在哪里？幸福的公式是什么？怎样能让幸福“像花儿一样绽放”？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政治学专家俞可平教授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详解通往幸福之门的道路如何通畅。 “幸福”为何成为“热词”？ 　　科学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记者：今年地方两会上，“幸福”成为了一大热词。您如何看待？ 　　俞可平：总的说来，这是令人鼓舞的现象。至少说明三点问题：其一，政府开始自觉认识到幸福是人们追求的基本价值，是人类发展的共同目标，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其二，认识到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既包括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增加，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的平衡协调发展；其三，也是尤其重要的，认识到了政府在实现公民的幸福方面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记者：幸福作为一种主观心理感受，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如何评价？ 　　俞可平：幸福是多样的、动态的、具体的。一般认为，幸福是个人在需求和欲望得到满足时产生的愉悦感。从根本上说，个人是幸福的主体，幸福应当是一种个人的主观体验。我最近看到一份国外的幸福研究报告，它说幸福的要素至少包括：年龄、性别、收入、教育、婚姻、饮食、个人身体与心理状况、个人所在的区域特征和国家特征。 　　然而，正如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指出的那样，人们的幸福与社会制度和个人心理相关。所以，谈幸福不能抽象地、脱离环境、超越发展阶段空谈，而应始终结合幸福主体——个人的实际需要，尽可能具体化、量化，也就是让幸福来得“更实在”。 　　幸福毕竟是个人的主观体验，所以，对幸福的评价是非常困难的。国内外已经有众多的幸福评价指标体系，如国外有法国的“快乐指数”、英国的“国民福祉指标体系”等，国内也出现了如“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等评价体系。但目前并没有公认的幸福评价体系。我认为，评价幸福，要始终坚持“人民说了算”，不能“被幸福”；还要充分发挥独立专业机构、科学评价方法程序这两大因素的作用。 　　政府如何承担“幸福”责任？ 　　政府为公民幸福生活提供的最重要条件是善治 　　记者：公民的幸福与政府治理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俞可平：全球化时代，政府的责任清单中增加了“幸福”这一醒目字眼，“幸福”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建设责任政府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什么是责任政府？责任政府就是政府要对人民负责，对人民的幸福生活负责。 政府之所以对人民的幸福生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因为人们产生并实现其需求和欲望以达到幸福生活所必需的某 些基本条件，只能由政府来提供。政府正是通过创造、提供或取消这些条件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和影响人们的幸福。 例如，许多关于幸福的研究表明，在影响个人幸福的最重要变量中，前三项分别是就业、婚姻和教育。政府对个人的婚姻状况影响可能有限，但与就业和教育却直接相关。其他影响个人幸福感的因素如安全、环境、医疗、文化生活等，也与政府治理关系密切。 　　公民的幸福指数，应当成为评价政府民主治理的一个重要指标。政府应当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和机制，履行对人民幸福生活的承诺和责任。 　　记者：您曾经指出人民幸福离不开善治，究竟什么是善治？ 　　俞可平：在当今世界，政府应当为公民的幸福生活提供的最重要条件就是善治。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是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是两者关系的最佳状态。 　　简单来说，善治就是政府官员和平民百姓都对治理状况感觉很好。不仅政府的管理要好，政府不在场时，社会的治理状况也很好。善治有诸多要素，例如法治、责任、回应、公正、参与、透明性、稳定、廉洁等。 　　记者：具体来看，政府如何对人民的幸福承担责任？ 　　俞可平：首先，责任意识。政府要有自我加压、自我提醒的意识，把实现公民的幸福作为一种责任。 　　其次，经济发展。亚当·斯密说，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贫穷而又悲惨，这个社会就谈不上繁荣幸福。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是其幸福生活的基础条件。物价飞涨、生活贫困、收入降低、民不聊生，不可能有幸福生活。 　　再次，改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民的生活质量。人民的幸福生活需要安居乐业、国泰民安，需要文化教养、健康和睦，也需要交通便利、生态平衡，所有这些都与政府的公共服务密不可分。政府在努力扩大公共服务范围的基础上，应更有效地改善服务的质量。 　　最后，扩大参与度。人是天生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