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巴金作品的创作特色.doc

论巴金作品的创作特色 翻过１９４９年这历史性的一页，五、六十年代巴金的创作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三、四十年代创作的阶段性特征。最明显的变化是此前那种渗透于字里行间的忧郁的笔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热烈明快，充满乐观情绪的创作基调。在三、四十年代那数百万字的作品中，巴金始终是以一个猛烈而无情的批判者的姿态出现的，他的批判锋芒涉及了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的诸方面；而四九年之后，他在作品中则完全改变了自我的形象，变成了一个热情的歌手。他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时代，歌颂工农兵英雄，同时也歌颂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巴金作品的焦点人物也从四十年代的普通小人物转变为英雄人物，只不过他们已不是三十年代那种救世济民的“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而是那些从事普通工作的工农兵，那些社会大家庭中的“齿轮”与“螺丝钉”。另外，巴金在三、四年代虽然一直关注社会政治风云的变化，虽然一直追随时代前进的步伐，但客观因素的制约却使得他的创作未能迅速地反映出时代的风云。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他自觉地与时代同步前进，并尽量使自己的创作显示了鲜明的时代色彩。从五十年代初的抗美援朝，五十年代中期的中苏友谊，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跃进，以及六十年代初中期的反美援越，农业学大寨，不同时期的社会主题在他的创作中几乎都得到了及时的反映。在文学体裁的选择上，巴金也从以前的小说创作为主转向了散文创作为 主，他力图通过笔墨的转换迅速地描摹新社会和新生活，抒发自己日新月异的生活感受。 巴金的这种创作转向，同样是文学时尚与个人心境双重作用的结果。巴金虽然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立志献身社会革命，但他所热心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在现实社会中却一再受挫，以至最后以失败的命运而告结束。巴金虽然一直自信地说：我不怕，我有信仰，实际上，从二十年代末开始他就已成了一个精神的漂泊者，他的思想始终未能在现实的社会政治革命中找到归宿。四十年代未选择了新社会之后，巴金很快就为五十年代初、中期共和国那欣欣向荣、百业兴盛，全国上下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局面所激动,他似乎觉得共产主义的理想、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以及自己寻找了二、三十年的梦境中的英雄都已出现在现实之中，热情的巴金怎能保持沉默，怎能不告别忧郁的调子而唱出真诚的赞歌！ 1951年，在《给西方作家的公开信》中，巴金写道：“作为一个作家，我认为我的任务是宣传和平，我认为我的任务是把人类团结得更紧密。我愿意每张嘴都有面包，每个家都有住宅，每个小孩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作者在这里使用的仍然是早年从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得来的话语。后来，在《一九五六年新年随笔》、《友谊》等文章中，当他表示美好祝愿时，采用的仍然是类似的文字。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巴金五十年代仍满怀着青年时代的热切梦想，而在于他从自己的所见所闻中感觉到这些理想已变为现实。1950年，巴金赴华沙参加世界“和大”，往返途中在苏联参观了不少工厂农村。回国后，在给《苏合作同志》的信中，他对苏联社会的一切赞不绝口。苏联的社会模式正是当时中国学习的榜样，不管作者在苏联的见闻真实程度如何，他确实从这一切感受到中国光辉的未来，他二、三十年代对于苏联的不满这时也荡然无存。 而在文学观念上，成为五、六十年代文艺方针政策的指导思想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巴金同样也具有特殊的感召力。巴金一惯主张的“写作如同在生活”，“把心交给读者”，“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以及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与那一时代所提倡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应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工具，应为社会政治服务，以及作家应深入生活等主流意识形态不谋而合。因此，转变后的巴金的创作特色也大致与五、六十年代文坛上那种配合中心，赞美现实,带着几分真诚,几分应景的颂歌式文学时尚相一致。而频繁的社会活动，并非真正深入的参观与体验，以及免为其难地表现、描写自己不甚熟悉的生活，也使得巴金这一时期的不少作品留下了貌似崇高热烈，实际上粗率空泛的时代印记。 五, 沉郁苍凉的随想与反思 文革结束后，巴金复出文坛。此后，他最重要的作品《随想录》又恢复了三、四十年代创作中那种满蕴着忧国忧民情绪，猛烈地批判社会锢疾的个性特征。不过，由于作家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之后步入晚年，明确意识到“搁笔”的时日将至，而在连续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狂欢”，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民族浩劫之后，又面对着一个崭新的转型社会，这位年事已高的作家又多了不少新的困惑，新的担忧，新的不平。虽然他仍然执着于崇高与理想，仍然保持着英雄主义的乐观精神，但字里行间难免透露出阵阵的沉郁，几分的苍凉。在行文方面,巴金也寻回了属于“自我”的笔调,他的文风又恢复了三、四十年代的坦诚与炽热，返朴归真后的语言显得更为明白晓畅，空洞抽象的议论减少了，更多的是一个真诚老人心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