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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中国神话研究 周发祥 从远古时代开始，我国人民便不断编织神话人物的生动形象和动人故事。中华文明孕育了神话传说，反过来，神话传说又为中华文明的继续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西方学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研究中华文明，包括中国历史和文学，决不能忽视古代神话。 学术研究概况 西方之接触中国神话，如同接触中国经典一样，亦源自明清之际来华布道的基督教传教士。起初，他们并没有专门关注中国神话本身，而是在讨论神学问题（如灵魂、生死、救赎、鬼神）或在译介中国古籍之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有关内容。譬如说，阐述中国历史则叙三皇五帝的神威，介绍先秦诸子则引万物有灵的寓言，翻译《诗经》则涉周代开国的奇迹。如果要对中国的神话传说做出解释，他们也总是想方设法与西方神学联系起来，马若瑟（J.H.M.de Premare）所撰《书经之前的时代和中国神话之探究》与《中国古籍中之基督教义遗迹》两篇文章，即属于这类论说。 在19世纪，西方汉学逐渐摆脱了神学的羁绊，神话研究开始缓慢起步。这时在英法德荷诸国出现了翻译中国通俗文学的热潮，一些写神祗灵怪之作——尤其是戏曲《铁拐李》、《黄粱梦》、《误入桃园》、《倩女离魂》和小说《白蛇精记》、《西游记》、《红楼梦》第一回、《聊斋志异》等作品——得到了翻译或介绍，它们为中国神话的西播提供了一条新渠道。而儒莲（S.Julien）的3卷本《中印寓言、神话、诗歌、小说合译》（1859），虽然是多种文体的杂辑，但直接涉及神话作品。此外，由于中国民间故事和传说也常常包含神话因素，甚至其本身就是神话故事，因此它们的译介又为中国神话的西播开辟了另一条渠道，马礼逊（R. Morrison）所编《中国通俗文学选译》（1812）即有《搜神记》片断。19世纪末叶有几种著作值得一提，如威达雷（B. Vitale di Pontaggio）的《中国民间传说》（1896）和丹尼斯（N. B. Dennys）的《中国民间传说及其与雅利安和闪米特人民间传说的亲和性》（1876）。前者是个通俗的英文读本，在西方流传较广；后者是一种跨越种族和文化的探索，预示着比较研究的广阔前景。 随着学术视野的开阔，西方出现了综论中国神话的尝试，这种论述与个案研究相似，也多采用中西比较的方法。尽管人们时而发现中西神话不无相通之处，但盛行于世的却是中西迥异的观点。一位基督教传教士的评论很有代表性： （在中国）没有统治并栖息于自己所创世界的神灵体系，没有奥林帕斯山上的秘密会议，没有俄赛里斯1对人们做出的裁判，没有人类爱恨情欲向上述神灵的传达；这里所有的一切均归属于无实质力量和原则，而且它们的作用被认为是在静止的秩序里进行。（这里）没有宗教，没有想象；所有的一切都是无知觉、无热情、无趣味的……。它（按：指神话）不像希腊和埃及那样，以崇高的诗歌做出解释，以壮美的仪式和盛大的节日预示征兆，以精美的雕塑进行表现，以完美堂皇、充满理想创造的寺庙万古流传。2 显然，这种观点不无肤浅与偏颇之嫌。甚至连援引者也认为，文中除了许多地方失于真实、强为其说外，进一步研究也可发现这种观点是很夸大其词的。3无论如何，它所透露的只是西方早期的中国神话研究往往倾向以西衡中的消息。 一般认为，在西方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神话研究肇始于20世纪初叶。这时汉学家或辑录译介，或进行剖析论辩，搞得很热火。戴遂良（L. Wieger）的《中国近代民间传说》（1909）、卫礼贤（R. Wilhelm）的《列子》德译（1912）和《中国神话故事集》（1914）、倭讷的《中国神话和传说》（1922）、莫安仁（E. Morgan）的《淮南子》英译（1934）等书，都是雅俗共赏的读本。其中倭讷辑本颇受西方读者垂青，自从在伦敦初版以来，又曾多次印行，晚至1994年仍见有纽约重版本。倭本设置专章，并配以插图，分别介绍中国的创世神话、神话中的神祗、星辰神话、雷公电母、水火神话、除疾神话、慈悲女神、八仙、天门之神、诸神之战、顽猴成仙和鬼狐传说，试图展示中国神话故事的风貌。 在研究领域，辨识中国神话的概貌、分析特定的神话传说以及古代习俗或典籍里的神话内含，是这时相对集中的研究课题。倭讷辑本试图勾勒中国神话概貌，以两章篇幅描述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和想象活动，并论及“中国神话的特点”、“中国神话的丰盛时代”、“中国神话的源泉”、“中国神话的阶段”、“左丘明和《列子》”、“唐代和宋代”、“神话和传说”等专题。论者叙述得十分简略，尤其是选择材料很不得当，遂使某些观点也不无谬误，我国学者对此曾经给予不少批评。这本书只能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神话提供某种知识。在其他著述中，马伯乐（H. Maspero）的《〈书经〉中的神话传说》（1924）和叶乃度（E. Erke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