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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中西的方法观念的差异与其-文化解析
古中西方的法观念的差异及其文化解析*
刘子亮
【内容摘要】古代中西方的法观念在法的本体、法的状况、法的价值、政体形式、治国方略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的文化选择造成的,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决定的不同文化土壤培养出了不同的法观念。
【关键词】 法观念;差异;文化
法观念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对法这种现象进行接触、传播、遵守、适用进而进行研究探索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心理、观点、认识和思想体系的总称,是人对法律现象的主观把握。不同社会和不同时代的人们的法观念是不同的,即使同一社会同一时代的人们,由于各自的社会经历、知识背景和价值取向等的不同,也会有不同的法观念。但从宏观上说,一个国家或民族由于受特定政治、经济发展的制约和特定文化的熏陶,其整体上的法观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相对稳定不变的,因而是可以把握的。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和西方对法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法观念。古代中西方的法律文化传统博大精深,庞杂宽泛,很难用一两个人的观点代表全部。但它们在发展进程中,总是围绕着某些不变的内容和某些重要思想家的理论展开的。就西方来说,主要是古希腊、罗马的一些文化因素,就中国来说,儒法思想家的理论占主导地位。基于此,可以从文化角度对中西方法观念的主流思想进行比较。
一、古代中西方的法观念的差异
(一)法的本体——二元与一元
西方持二元法律观,把法分为实在法和自然法,自然法在西方被奉为最高原则和人定法的模本。中国持一元法律观,一般把法律看作就是人制定的法,仅有的自然法观念也只是昙花一现。
古代西方人认为自然是不可侵犯的,不仅自然界存在着规则和秩序,个人之间、社会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也都有客观存在的规则和秩序,这种规则和秩序就叫做自然法。从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自然法的概念直至今天,自然法在西方法学理论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严存生先生在谈到自然法时说:“这个概念从字面上看似乎指的是一种法,这种法不同于国家制定法,它是自然产生的和客观存在的,而且初期的自然法学家也是这样认为的。但从实际上看它所指的并不是一种法,而是对法的一种基本看法或一种法律观。”〔〕 在西方的历史文化长河中,“自然法”这一概念在不同的时期被不同的人们为不同的目的而使用着,在不同的法学家看来,自然法的涵义也不相同。但自然法这种思想传统和意识形态却经久不衰,对整个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影响极大。
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一般来说很少有人把法归结为所谓的人或神的理性,或者客观法则之类的在人类之上的东西。西周时期以宗法等级制度为核心的“周礼”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神权思想,使人们从人类社会自身来思考法律,割裂了法与超越人类的自然力量和神灵的关系。孔孟基本上继承了周礼的原则,主张用礼来指导国家的政治法律活动。因而他们不会相信在产生于国家和社会的法律之外还会有其他的法存在。法家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由专制君主制定统一的法律在全国进行统治。在他们看来,法自君出,更不会相信在人定法之外还有其它法的存在。道家的老庄被认为是自然法思想的代表人,但在中国思想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和法家思想,从总体上说,在法的本体论上,中国传统文化持的是一元的法律观。
(二)法的状况——良善、神圣与中性、低下
西方的法观念多含有正义、善等因素,强调“良法之治”,因而能产生对法的崇敬感,法往往带有神圣的光环。中国的法观念则不区分法的善恶,法不过是统治工具罢了,法的地位非常低下。
斯多葛学派创始人芝诺认为,人类所制定的法律应该符合那种代表理性的、统治全世界的、永恒不变的自然法。由于这种法律代表理性,遍及世界万物,它的命令就体现着公正、客观。亚里士多德非常强调法的善。他说:“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 罗马法学家如西塞罗、赛尔苏斯,中世纪思想家阿奎那等都持类似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法应当是善良之法,正义之法,法治就是良法之治,法与善、正义是统一的。恶法虽具有法的外在形式,但不能算作真正的法,因而也就不具有法的效力。由于西方人心目中的法往往是正义之法,他们自然会崇敬和向往这种法,因而会形成法律信仰,把法奉为行动的指南,法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具有神圣的地位。
中国的法观念并不注意区分法的善和恶。在儒家看来,礼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为准则,法不过是保障礼的实现的手段罢了。因此法律不具有神圣性,自然也就不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法家虽然重视法的作用,但对法并无崇敬感。“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 表明法家的思想家在内心深处是蔑视法律的。“在中国固有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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