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礼重构抉微朱翠翠.docVIP

《左传》中礼的重构抉微 朱翠翠 1010060401 中国古典文献学 摘 要：中国自来称为“礼仪之邦”，“礼”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左传》作为我国都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也是我们研究先秦文化的重要典籍之一，其中记载了大量的有关礼的史实。一方面，可视其为一部礼崩乐坏的反面警示案例，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看到礼的重新建构。本文主要从《左传》有关礼的史实中勾勒“礼”的重构抉微。 关键词：《左传》； 礼； 重构 春秋时期乾坤板荡、沧海横流，社会变革，无疑是一个乱世。乱世之乱在于政治、经济、文化体系的紊乱，而正是在这不争的乱世之中，孕育、萌生这作为当时经济文化重要纲纪的“礼”的重新建构。本文主要依据《左传》为文本，主要从“礼”在制度层面和“礼”在思想文化层面的建构这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礼”在制度层面的建构 礼在制度层面的重构，主要来自政治实体的实际控制着。 春秋以降，平王东迁，周室衰微，各诸侯国势力不断消长，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一方面人们因为认同礼对社会的制约而在观念上更加重礼，另一方面越来越不合礼制的非礼现实的存在又促使人们重新反思礼的价值，不满于旧有礼制的束缚并对其作出时代的重构。 (一)、从礼乐到礼政的演变，逐渐重视礼的政治伦理作用 礼政即礼的政治化，就是指“礼”由礼乐文明的体系愈来愈被理解为、强调为政治的合理性秩序，强调为伦理的原则和规范。如：晋女叔齐对鲁侯的“不知礼”的批评，其核心是在变动的社会中强调保持稳定不变的政治秩序，强调礼所规定的政治秩序和政治关系才是“礼”的根本要义。用女叔齐的话来说，政令在家不在公，公室四分，这些都是失于礼的表现；政令不出于国君而出于大夫，这就在根本上失去了礼。在这种情形之下，即使礼乐文化保留的再多，也只不过是守其礼之仪,而不是知礼的根本。子大叔把这个意思以更加理论化的形式表达出来，即“礼”主要不是揖让进退的仪式仪节,而是指“君臣上下、夫妇内外、父子兄弟、甥舅姻亚”的伦理关系规范与原则及其表现。由于西周春秋的制度是宗法的、伦理的政治制度,所以这种对“礼”的理解，在政治上就是指按照这些伦理原则实行有序的政治统治。所以子大叔总括“礼”的意义为：“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昭公二十五年》)这绝不仅仅是思想观念的进步，它联系着极为现实的社会背景。春秋后期，一方面，社会生活依然浸润于礼乐文化的氛围之中；另一方面，政治生活秩序的“礼崩乐坏”成其特征。社会变迁推动着文化的变迁，社会——文化变迁使得西周最津津乐道的“威仪”全然改观。自春秋中期以来，重视礼的政治——伦理的意义的观念不断出现。昭公三年，晏子和叔向曾有过一次谈话，晏子提到陈氏以大量贷出，而以小量收进，百姓皆得其利，故归之如流水。晏子担心最终会导致“齐其为陈氏”的局面。昭公二十六年，晏子在与齐景公的谈话中说：陈氏虽无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区、釜、钟之数，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诗曰：“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陈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后世若少惰，陈氏而不亡，则国其国也已。(《昭公二十六年》，P1480)可见这里晏子与齐景公所讨论者，与晏子和叔向讨论的是同一个问题，所不同的是晏子这一次为齐景公提出了对抗陈氏收买民心的对策。在谈话中，晏子非常强调以礼治国的重要性。唯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昭公二十六年》，P1480)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昭公二十六年》，P1480)晏子所强调的礼治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礼制的规范，“家施不及国”，即大夫的施善不能超出其氏族的范围，超出这个范围就是收买民心，不合于礼。另一方面是强调作为“礼”的要义的伦理原则，君臣、父子、兄弟都有确定的相对准则，只要这些伦理准则不被破坏而能支配人心，宗法秩序和政治秩序便能得到保障。可见，晏子在春秋后期所理解的礼越来越伦理化了，他所突出的是礼作为治国之“道”的意义。礼以纪政,表明这些贤明的大夫都视礼的政治行政的意义过于礼的礼宾、仪式的意义。宣公十二年，随武子曰：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 (《宣公十二年》，P724—725)这说的是“礼”的顺逆,显示出晋国的随武子也把“礼”理解为礼政。襄公二十一年，叔向说：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怠礼，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乱也。(《襄公二十一年》，P1063)这也是强调礼非单纯的礼仪，叔向认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