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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赋引风气下诗传播与特点
春秋时代赋引风气下《诗》的传播与特点
马银琴
内容提要:本文在讨论春秋时代《诗》传播的基本方式的基础上,依据一系列数据统计,着重分析了春秋时代赋引风气兴衰的原因及其对诗文本传播的意义与影响。本文认为:赋引风气的兴盛衰变与诸侯争霸的政治现实密切相关,如果说尊王崇礼是齐桓公成就霸业的重要原因,后世的求霸者,则通过积极的赋诗与引诗,表达了图霸中原的心愿。这是赋诗、引诗之风经过鲁僖公后期至鲁成公时代的发展,在襄、昭时代走向兴盛的根本原因。当周王室的政治影响力随着其地位的沦丧而减弱乃至消失时,其礼乐文化的影响力也每况愈下,“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就《诗》的传播而言,赋引风气的盛行为《诗》提供了最广阔的传播空间,加速了歌辞与音乐的疏离,德义之教空前发展,进而成为儒家诗教传统形成的渊薮。
关键词:赋诗 引诗 礼乐 传播
一、引言
在讨论诗文本形成史的相关文章中,笔者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诗文本最初是为仪式配乐的目的编定的,在厉王之乱后,随着“变雅入诗”事件的发生,仪式讽谏亦成为诗的基本功能。《论语·子路》孔子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子的这句话,实际上立足于春秋时代特殊的社会背景,概括地总结了仪式功能之外,习《诗》的政治职能——赋政与专对。
“赋政”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大雅·烝民》:“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缵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赋政于外,四方爰发。”郑玄笺云:“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纳王命者,时之所宜,复于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顺其意,如王口喉舌亲所言也。以布政于畿外,天下诸侯于是莫不发应。”“出纳王命”是“赋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古代又有“纳言”之官。《尚书·尧典》“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孔安国注云:“纳言,喉舌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又《皋陶谟》云:“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汝听。” 孔颖达疏云:“我欲闻知六律和五声播之于八音,以此音乐察其政治与忽怠者,其乐音又以出纳五德之言,汝当为我听审之。”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云:
五言者,五声之言。……五言合于五行,则声为律矣。《管子·地员篇》云:“凡听征,如负猪豕,觉而骇。凡听羽,如鸣马在野,凡听宫,如牛鸣窌中,凡听商,如离群羊,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音疾以清。”《乐记》云:“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故云“汝听”。《王制》云:“御瞽几声之上下。”注云:“察其哀乐是也。”……郑氏以言为政教,云“出纳政教于五官”者,《周语》“有不祀则修言”注云:“言,号令也。”是言即政教。
“闻六律、五声、八音”以“出纳五言”,也就是说,能够察乐知政,依据音乐手段出纳五方之政令,既是赋政的基本内容,同时也是官员所应具备的基本素养。郑玄注“六诗”之“赋”云:“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实质上反映的正是赋政的意义。由此可知,赋政的需要是国子接受各种音乐教育的重要原因。
春秋以降,随着周王室地位的下降,以“出纳王命”、宣赋政令为基本内容的赋政,逐渐被发生于诸侯国之间的相互聘问所代替,“赋诗言志”成为一种重要的外交手段。于是,各种场合的赋诗、引诗以及即兴式的乐工歌诗成为仪式歌奏之外《诗》最主要的传播方式。
二、春秋时代《诗》传播的主要方式
在春秋时代,各种仪式场合程规化的歌诗奏乐,仍然是瞽蒙乐工的基本职责,同时也是《诗》传播的重要方式。除了《周礼》、《仪礼》、《礼记》等先秦礼书记载中固定的仪式歌奏之外,一些新型的用诗方式开始频繁地出现于《国语》、《左传》当中,这就是聘问燕享中的乐工歌诵、行人赋诗以及言语引诗。
(一)乐工歌诵
这里所说的乐工歌诵,是指在聘问燕享场合具有即兴点播特点的乐工歌诗、诵诗活动。因为这些行为,与常规的仪式歌奏礼仪化、程序化的特点不同,表现了相当明显的即兴特点。《国语》、《左传》这两部史书中记载的乐工按照主人意图歌诗、诵诗的事件,除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这一特殊事件之外,共有三起,涉及诗歌11首,列之如下:
襄公四年:“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礼,藉之以乐,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细,敢问何礼也?’对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谘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
襄公十四年:卫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鸿于囿。二子从之,不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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