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息讼存在于中国缘由.docVIP

前言 五千年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天下一统，还是诸国并立，一直都在发展完善“人治”统治，并持着中国所特有的“天道”，“德主刑辅”，以礼义教化天下，治理天下。维系社会秩序的规范是礼，维持礼的力量则是传统和习惯；礼对于人的约束是内在的，即人通过教化而主动地服膺于礼；这种秩序注重修身和克己，依靠调解来解决纠纷；打官司被视为丑事，讼师更为众人所不齿。然而，对普通民众而言，必须要对薄公堂之上的多为关乎民生的重要问题，若不能及时解决，其日常生活必然深受影响。有趣的是，民间这类利益纷争并不以“权利主张”的方式表现出来，同样，无论民间的调解还是官府的听讼，也都不是以界定“权利”为目标展开的。比如诉讼，当事人并不是依法主张其权利，而是以“喊冤”方式求“青天大老爷”为自己“做主”。而官府这一面，则以更高道德权威的身份，站在“公”的立场上，在全面考察和考虑了各种具体因素的基础上，作出不偏不倚、合情合理的判断，其实质的目的却在恢复和谐、解决纷争，并不以界定和保护权利为目标。因而，调解息讼成为多数情况下的最终结果。 息讼，存在于中国数千年，无论是否为实现“无讼”理想的代替衍生品，这个理念或者说是处理纠纷的方式方法已经随着时代和民族精神一起深深的融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里。到了现代，似乎这个理念已经变得不适合时代的需要了，但是依旧秉持的“中庸”的中国人人就没有舍弃它。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我们寻找着结合点，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说过：“历史是真理的火把。” 今天的历史处境和生存状态，对我们历史与社会、过去和未来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联。意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将既失去过去，也失去未来。 浅谈“息讼”存在于中国的缘由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形成了有别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道德、传统、文化，自成一体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历代统治阶层从维护社会的稳定、巩固自身政权的目的出发，不遗余力地倡导儒学思想，并不断扩展、深化德治的范围、标准和内涵，相继出现了“以孝治天下”、“以礼治天下”、“以理治天下”等等治国理念，从而使以德治国这一思想意识形态逐渐世俗化、工具化。〔〕〔〕〔〕〔〕〔〕〔〕〔〕〔〕〔〕〔〕人们之间要互相尊重，家族内要相亲相爱，诉讼被看成上一件“邪恶”的事，尤其是涉及家族内部的纠纷一般都由国家赋予家族的族长以一定的权力以管理之，而且法律还常常禁止族人擅自向官府诉讼〔〕〔〕〔〕〔〕〔〕〔〕〔〕〔〕重刑轻民，轻视个人权利，注重刑法的威严震慑，平民对法律只有恐惧，不认为其是保护自己权利的工具〔〕”〔〕〔〕〔〕〔〕〔〕 〔〕〔〕〔〕从历史文化传统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互补关系》 梁治平：《“法”辩》,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374页。转载自梁治平《国家》，《法意与人情》，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第79页。 [10] 梁治平，《国家》，《法意与人情》，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第80页。 [11] beachbai，《从“被告”一词看中国的“息讼”“恶讼”思想》，/artile/user/hezuo.asp [12] 《从政录》，明代·薛瑄撰。《中国传世奇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623页。 [13] 《万机论》，三国·魏蒋济撰。同上[12]，第20页。 [14]同上[2]，第3页。 [15]张中秋，《对中西法律文化的认识》，/xueshu/others/falv/index.htm [16]梁治平，《诸法合体》。同上[2]，第153页。 [17]《中国法制史》，曾宪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第109页。 [18]同上[17]，第166页。 [19]戴炎辉，台湾学者，《中国法制史》[三○二]。转载自梁治平《法意与人情》，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第154页。 [20]同上[19]，第155页。 [21] 李金强 刘　涛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研究—194页。 [26]郑克：《折狱龟鉴》卷六。转载自同上[25]。第222页。 [27]《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乡邻之争劝以和睦”，转载自梁治平，《讼之祸》。同上[2]，第286页。 参考书目： 梁治平：《法意与人情》，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中国法制史》，曾宪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 《法理学》，张文显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一版。 《中国传世奇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 摘要： “息讼”，一方面是一种官吏处理诉讼的方法，另一方面是蕴含在整个法律体系中限制诉讼的指导思想。是为了实现古人的理想而诞生的一种处理古代纠纷的方法，同时也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逐渐发展起来，成为完全不逊于“无讼”的成熟思想。 但是并非是因其存在而存在，这其中有很多的原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