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发现的艺术.docVIP

生活中的发现艺术 现在人们谈论文化、艺术，似乎那只是文化人的事情，对于一般人来说，有点敬而远之的感觉；要么就是那些知道一丁点儿的人，喜好卖弄文雅。这两种态度都表现了对文化与艺术的离异心态。其实，除了我们已经谈到的文化、艺术与人们的生活本然地结合在一起，文化、艺术的创造也还是人的一种本能。我们可以说，不是所有的生活都具有艺术性，但我们可以说，生活本身是带有艺术性的。只要愿意过艺术的生活，就能够在生活中发现艺术。同样，艺术的创造活动也深深地置根于平常的生活当中，每个人都可能有艺术与文化的创造，我们经常会发现，周围极其平常的人们偶尔会说出艺术性极强的话，这些话在某个合适的场景被搬上舞台或银幕，都是精妙的台词。晚唐时代尚书左丞、诗人韦蟾，在一次巡访武昌离别时，从屈原《九歌》和宋玉的《九辩》中拈出两句：“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要求在场的宾僚和上后两句，在这些人彷徨默吟之间，却有伺候的歌妓随声应道：“武昌无限新载柳，不见扬花扑面飞。”在场的人无不叫绝，从此这首诗命名为“武昌妓”所做诗。当然在过去，歌妓大多是些有文化修养的，但是她们本身并不是诗人、艺术家，却做出了这样的绝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要以武昌妓来命名。这个典故意味着平常的人偶能做出绝妙的诗句，推而广之，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做出艺术与文化的创造来，但我们有时候可能是不经意，或者我们做出的是断断续续、并不成戏的创造，问题是：艺术和文化的创造并不离我们很远。 　　《庄子·养生主》中有一段直接描绘了劳动与艺术之间关系：“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一个普通的庖丁，其劳动过程中却有着对“道”的追求，使其肢解牛的技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那么，使我们觉得文化和艺术离我们很远的原因，可能在于现代艺术由于技术和手段的不断更新，如同我们看当代的好莱坞电影，其实看的是电影技术，其故事情节倒是越来越简单了，原初的、与生命本身的关系被过多的中间环节遮蔽了。为了看清楚这种关系，最好的办法是回到原初的艺术本身。 　　《诗经》，这部我国先秦诗歌艺术的总集，至今是艺术创造的典范，它不仅具有内容上的广泛性（风、雅、颂），而且也在艺术形式上具有我们引以为自豪的“独特”（赋、比、兴），甚至现代诗人也没有哪个敢于夸口说：“我做的诗比《诗经》好！”然而，《诗经》的创造过程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神秘复杂，而是极其直白的。《诗经魏风·园有桃》：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尚书·尧典》： 　　诗言志，歌永言。 　　意思是，诗歌这种艺术形式服务于表达感情、意愿、意志的需要，当人们的喜怒哀乐的感情积聚以至于压抑烦闷、觉得不得不发出来的时候，诗歌就产生了。而诗歌的产生自然而然地携带着原始的、乡土的气息，或者描写某个劳动场面，或者表达爱情，或者表达对上天的不满，或者表达对统治者的怨恨，都是一些特定的内容的表述。可是这并不影响诗歌在艺术方面的成就，相反，艺术因内容的生动具体而婵露光辉。因为艺术的形式并不是外加给诗歌的，而是它本来具有的。劳动所富有的节奏，协调彼此动作的带韵声的号子，即物生思、即景生情的敏感，对亲人爱人的幽思与哀怨，对不公平的社会关系的愤慨，都畅快淋漓地表达出来了。内容上的直接表露，说明了诗歌的产生与平常生活的关系，也表明了作为诗性的民族所富有的感悟能力，生活当中的美感被他们把握住了。同样，他们与自然是那样地近，他们把自然溶进自己的生活，也把自己投置到自然当中，情景就如此地交织在一起了，谁能别离此！所以，最初的诗人就是那些劳动者本身。当然，诗歌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并以适当的润色属于专门的文化人的工作，古时候长期存在的“采风”制度，表明了文化人对于《诗经》的艺术提升和流传的贡献，至于“孔子删诗”的传说如果属实的话，那么也进一步表明如今流传下来的《诗经》是一种民间诗歌的精华。诗歌的艺术形式流传下来了，后代的诗人们依照这种形式创造了迄今无数的美妙的诗歌，但是，后代人难以写出同类的艺术产品，就像唐宋创造了辉煌的诗歌与词的艺术，却不能替代汉代的乐府一样，后代艺术家可以创造另一些形式的诗歌艺术，也可以继续依照《诗经》的艺术形式写下去，写出另一些好诗歌，却不能说写出比《诗经》“更好的”诗歌，因为不仅在生活内容上，也在艺术表现上,《诗经》的很多诗句美妙绝伦，无以复加，你可以做出也是美妙绝伦的诗句，但不能说比《诗经》做得更好，美妙绝伦就意味着独特性。司马迁以他的“发愤著书说”来理解《诗经》，认为《诗经》乃是古人发愤之作，也不无道理，诗作为人们真情实感、作为人们的心声，一定经过了积聚、涵咏的过程，到了郁而未发的地步，确有个拼发的过程。 　　诗一产生出来，它就不是孤儿，与它孪生的歌也产生了。诗这种艺术形式决不肯孤独而沉默地存活于人世间